首页 -> 2005年第3期
“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下）
作者：余焕椿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两次关于批孔的讲话。一次是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他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是这样，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另一次是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还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谈到秦始皇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集团在“十大”后势力急剧膨胀，王洪文、康生当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当了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进了政治局。此后，王、张、江、姚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加紧进行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王洪文虽然已经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但由于威望低，能力差，难担重托，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仍是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就被江青一伙看做夺权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蓄意将他打倒。
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谈话，使江青一伙大受鼓舞，反周恩来又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1974年1月15日，“四人帮”向鲁瑛交底。江青说：“批林批孔没人抓，总理不抓，叶帅不抓，他们不抓我们抓。”张春桥说：“你叫部队那些老家伙抓，他们也不抓，部队的问题靠他们解决不了，非得派人去不行。”这时，江青直接插手人民日报，批给鲁瑛几个材料──批中庸之道，批无标题音乐，批影片《中国》，批走后门，要《人民日报》照登。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未经中央同意，突然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两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派她的两个助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会上以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辑经过和毛泽东的指示为名，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
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大量刊载“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的文章。以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影射攻击周恩来。鲁瑛对此心领神会，布置报社按“1·25大会”精神写“批林批孔”社论。写评论的人感到纳闷，嗅觉并不灵敏的鲁瑛怎么突然灵敏起来了？原来是江青、张春桥向他交了底。
社论初稿送给了姚文元，经他几次修改，将题目定为《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于2月2日见报。社论说：“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要害问题是批不批”，“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1·25大会”和《人民日报》社论，使许多人意识到，“四人帮”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不点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攻击，纷纷起来抵制。
姚文元嗅出了味道，2月6日给鲁瑛打电话，说：“运动有阻力，目前提出的思想问题，较多的是批林批孔要不要及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联系实际就是要联系路线斗争的实际，你们可以写些短的社论，问题要抓准，多写些，以促进运动的发展。”
评论部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起草了一篇社论，讲到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姚文元看了认为“问题没有抓准”，被否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抓准”了呢？2月14日凌晨两点，姚文元对鲁瑛说：“刚才和江青、春桥同志研究，当前的评论可写批判‘克己复礼’，内容要写‘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意思是批周恩来，不过没有明说。
在“四人帮”一伙看来，粉碎林彪集团以后的1972年、1973年，由周恩来具体执行的批林整风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是“复辟回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克己复礼”，要批判。2月20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经“四人帮”反复修改后刊出的。
社论列举的“联系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中，有什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等等，这一大堆罪名并不是指林彪的，而是姚文元2月14日修改时，强加在“有那么一些人”身上的。在社论中他还塞进了批“走后门”，说这是“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观点”，妄图搞乱阵线，打倒一切。
可是，他们没有料到，2月15日毛泽东尖锐批评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毛泽东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姚文元为了掩饰他们转移批林批孔大方向的阴谋，2月16日急忙将稿中的“有那么一些人”改为“林彪反党集团”，将“走后门”的话删除，并煞有介事地批了一句话：“此处不提‘走后门’，防止冲淡批林批孔。”这是姚文元修改稿子时经常用的政客手段，明明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在受到批评时，还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以示“一贯正确”。
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布置鲁瑛再写一篇《再批“克己复礼”》的社论，并说上篇社论中没有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可在社论中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社论经姚文元多次修改，于3月15日发表。社论提出了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敌人，“要给予有力的回击”。一时间，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之风四起，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
《再批“克己复礼”》社论发表的当天，姚文元提出了写系列社论的计划，说“不能光批‘克己复礼’，还要批别的。这样，每个月有二三篇社论，就比较好。”张春桥说：“可先写批中庸之道。还可以考虑写一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办一切事业的社论。在写社论时，请注意总结群众的经验和领导经验。”他们点这些题目到底要干什么呢？
所谓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论，就是指这件事：为了发展我国电子工业，1973年有关部门向中央报告，准备引进生产彩电显像管的成套设备，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准，连江青也是同意的。为此有关单位组织了技术考察团赴国外。一家美国公司送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件工艺品玻璃蜗牛。这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在“批林批孔”中一些好事之徒却打小报告给江青，诬告考察团受礼。江青正需要攻击周恩来及国务院的材料，立刻抓住此事，作为炮弹，硬说送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是爬行，大骂有关部门是“卖国主义”、“洋奴”，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写这样的社论就是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所谓写总结经验的社论，就是要宣扬江青抓的几个点，让“四人帮”另搞一套的经验扩散到全国各地。所谓写批中庸之道的社论，就是嫌全国乱得还不够，要搞垮各级组织。当张春桥看到这篇社论初稿上写了要批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的谬论，批道：“建议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揭露中庸之道的虚伪性，指出所谓中庸之道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手段。”现实的阶级斗争是指什么呢？3月25日社论的修改稿中明确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有的单位领导很不得力，是不是‘中庸之道’在那里作怪？”矛头仍然是指向抵制他们另搞一套的周总理和广大干部。这篇社论因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出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