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从卓克基到黑水芦花
作者：石仲泉
一是宣传民族政策。在进入黑水前，为疏通民族关系，争取藏族头人和人民群众的协助，借路过境，曾多次派代表与黑水各地头人会谈。红军到达后，执行了《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红军必须遵守六条纪律》等布告和命令。县内一些地方还保留有当年红军的石刻标语，如“共产党是为番民解除痛苦的党”、“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等。
二是帮助藏胞建立了1个区和6个乡的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
三是整训练兵，抵御国民党军的偷袭。7月中旬，中央领导还未离开，就有6架国民党飞机到黑水上空侦察红军行动。一架飞机被红军击落，活捉飞行员2人，缴获重机枪两挺。
四是开展筹粮熬盐活动。红军除在境内驻扎整训耗用约六百万斤粮食外，还带走了约一百一十万斤粮食；熬盐约五千斤；借用宰食各类牲畜三万多头，折合肉食约一百万余斤；借用各类畜油一万多斤；还有一大批牲畜皮张等御寒物资。
李继宁说：红军在黑水县境最重要的活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了两次会议，史称“芦花会议”。他领着我们上了二楼，一间约有40平方米的大房子是当时开会的会场。目前由当时房主的孙子仁真（也已年届60了），在这间房陈列一些党史书籍和领导人回忆录，介绍关于芦花会议情况的小型展览。毛主席住在三楼，房间里有一个暗室，有小梯子下去，很狭窄，只能蹲四个人。不点灯，漆黑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李继宁说常委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我翻了许多回忆录，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
目前讲芦花会议的党史出版物，说法不完全一样。我以为，第一次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可能比较准确。这次会议就是讨论“组织问题”。这是由张国焘不满意两河口会议的组织安排引起的。两河口会议后，他先是向李富春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要求“充实总司令部”；以后又由陈昌浩出面提出；至7月10日，他急不可耐，直接致电中央，摆出不解决不北上打松潘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与毛泽东反复商量。刘英记述这个情景写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经过这番酝酿后，7月18日，就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国焘、徐向前赶来参加。徐向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会,他在来芦花的途中在维谷渡口遇到彭德怀率队来接应。索桥被敌军破坏，两人隔河相望。彼此过去不认识，但估计对方是。河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清。徐向前急中生智，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字：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前来迎接。然后将纸捆在石头上扔过河去，这才接上头。在18日的会上，决定军委设总司令，仍由朱德担任；总政治委员由张国焘担任。军委常委过去4人，现增为5人，增加陈昌浩，工作主要由张国焘负责。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前，由周恩来暂帮助。同时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为表彰四方面军，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
第二次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这也是由张国焘提出的。此前，以中共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央，要求对四方面军的工作明确表态。这次会议于21至22日开了两天。第一天的会，由四方面军领导全面报告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首先，张国焘汇报了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以及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他说：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他承认由于对敌情的判断错误，以及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的失误，造成部队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伤亡较大。由于在平汉路两侧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为保存兵力，只能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但是，部队未伤元气，到通南巴建立川陕根据地又有新的发展。接着，徐向前讲了四方面军部队的情况，指战员打仗很勇敢，但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弱。陈昌浩讲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介绍大批提拔工人干部，使红军得到发展的经验。第二天，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其他同志发言，都一致肯定四方面军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大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错误。
芦花会议对四方面军的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全面评价，一、四两方面军领导人坦诚地交流看法，这对于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统一领导和指挥，积极执行中央北上路线，都是有益的。但是，张国焘的欲壑难填，野心还在膨胀，得了陇又望蜀了。
历史已过去了近七十年，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经过历史沉淀后会比过去更客观些。关于红四方面军撤出通南巴即川陕根据地，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作过反思。他说：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并着重讲了三点。一是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蒋介石以二百个团兵力实行“川陕会剿”，四方面军背腹受敌，舍弃根据地，实行转移，在战略指导原则上是应当允许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向甘南发展，这是失策。二是川陕根据地后期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在两年多打了16个月的大仗，造成各方面巨大的消耗。再加上张国焘推行鄂豫皖时期的那套“左”的政策，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耗尽。红军只有转移，以图生存和发展。三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四方面军一直将此作为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坚定不移。如果不是为此，四方面军就直接出西北方向，另作他图了。能够实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说明四方面军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我以为，徐帅的这个分析比较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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