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紧急寻找“人大”代表
作者:朱通华
江苏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团一百四十多人,是个大团。通知来得很急,指定由当时江苏省的第一把手彭冲同志负责通知、召集,按时到北京指定地点报到。彭冲把通知代表这件事交给了我。他说:“这件事很重要,很具体,也可能有点啰嗦,一定要保密。”说完对我笑了笑,补充一句:“对老婆也只能保密。”
我拿着一份代表名单,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拎着两大口袋代表档案材料,我们俩躲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忙了三天四夜,给代表们发出口头通知。当时严格规定,只能通知本人,不可以让代表的亲属或领导转告,这是纪律。我们由远而近,先难后易,逐个寻找代表,即先通知苏北边远地区或在基层工作的代表,后通知在省级机关或南京市的代表。那个年代,不要说手机,普通人家连电话都没有安装,通知工作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至今仍然难忘的,是通知徐州地区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真把我找苦了。她叫许一新,是丰县大沙河果园的工人,一位赶大车的姑娘。电话打到大沙河果园,说“许一新回老家过年了”。问他们“老家在哪里?”回答“不知道”。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还是“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我们有点灰心了。但转念又想要对这位代表负责,参加五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对她意味着就是一生的荣誉。于是,我们从她的档案材料中寻找线索,得知她是宜兴人,老家在宜兴某乡。
组织部副部长建议找这个乡的乡长打听,我却主张找乡派出所所长打听,副部长同意了。我们很快找到了派出所所长来接电话。我在电话中说:“省委组织部要找许一新,你知道这个人吗?她是在徐州插队的。”所长回答:“知道这个人,但不知道在不在家。”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去通知她,立刻到派出所来等我们的电话,半个小时之后我再把电话打过去。”
挂断电话,我很高兴,总算找到许一新了。可是当我再把电话打过去时,所长却说“许一新今天早晨搭车回徐州啦!”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心里直抱怨许一新为什么不在家多住一天呢?我赶紧问所长:“到长途汽车站有多远?”所长一口宜兴话:“蛮远格,蛮远格!”我赶紧放下电话,接通了长途汽车站的站长室。我曾经多年在苏南农村工作和生活,知道长途汽车站站长室里有电话。我找到站长,对他说:“务必请您用大喇叭呼叫一位去徐州的旅客许一新先来接个电话,一定不要让她上汽车”,“喊一遍不行,喊两遍、三遍,一定要喊到她。”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只存有一丝侥幸心理。如果许一新已经上了车,到徐州便是深夜,今天肯定找不到她了,她会错过报到和集中的时间,可能还会失去参加这次大会的机会。然而,奇迹出现了,电话那边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竟是个女孩儿的声音:“你是谁啊?谁找许一新啊?车马上要开了!”我松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她。
当天晚上,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为江苏代表团打前站,安排会务。临行前我对太太说:“我去苏北调查,去多少天还不知道。”第二天中午我走出北京火车站,手里拿着一张《新华日报》,这是同北京会务组的代表接头的暗号。非常顺利,很快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迎面走过来,低声问我:“南京来的吗?”他看了一眼我手上的报纸,将我带上一辆汽车,送到一个地方,交给另外一些人,原来他只管这一段。随后我被送到了江苏代表团的所在地——西苑大旅社。
当江苏代表团到北京报到时,我注意到一位短头发、黑红的脸、雪白的牙齿的姑娘,我说:“你就是许一新吧?找得你好苦啊!”许一新浅浅一笑,伸出手来同我握手致意。这是一双大手,手上全是厚厚的老茧。她说:这是几年甩鞭子赶大车磨出来的。
一年半以后,我离开江苏去了上海,也没有再见过许一新,但却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