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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
作者：雷声宏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报告和文章送到汪东兴那里，汪在报告上批了一行字：“请华主席、叶、李、邓副主席审批。”
报告和文章首先送到华国锋那里，华只在“华”字上画了一个圈，未作文字批示；再送叶剑英，叶已出差到南方；再送李先念，李作了比较简短而委婉的批示：“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最后送邓小平。邓看了报告，对文章进行了认真阅读和思考，作了修改，并作了批示，这就是本文一开头引用的那段重要批示。邓小平作了批示之后，李先念又补看了文章，并补了一段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11月23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收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以及经过邓小平修改的谭震林文章。24日，方克通知我到他办公室看了批示原件，随后向我布置：谭震林的文章，根据中央批示，编委会已决定在《红旗》杂志第12期上发表，指定我担任责任编辑，要我立即着手编发。25日，我给谭震林的秘书去电话，通知她编委会已决定于12月号发表，并征询谭震林对稿子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在电话中，谭震林要求了解邓小平批示的内容，由于批件不在我手头，便转请方克如实告之。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群众的强烈要求，这篇历时数月、几经周折的文章终于在《红旗》杂志1978年12月号刊出，一场打到中央最高层的笔墨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拨正《红旗》的方向
邓小平的批示，震动了《红旗》大院，也引起了社会舆论极大的关注。11月24日，即批示下达的第二天，有两位同志在图书馆东墙贴出大字报，批评总编辑的错误，并要求他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犯错误作检讨。看大字报的人很多。后来又陆续贴出了一批类似的大字报。总编辑也及时作了自我批评。有的同志批评他：“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11月25日下午，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由方克出面，向全社传达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群情激昂，纷纷向社领导提出质疑和批评。社会上也反应强烈，据称：《人民日报》得知邓小平批示之后，到处打听谭震林的文章，希望能按邓小平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
围绕着谭震林文章的斗争，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两种思想斗争一个缩影，这场斗争的焦点，集中地表现在究竟是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实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很多人还没有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的束缚，仍然延续着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党的工作处于徘徊不前的被动局面。1977年2月7日，各报刊发表了经过华国锋批示同意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不可避免性。“两报一刊”的社论发表不久，邓小平就对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讲：“两个凡是”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等同志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凡是’。”此后，邓小平曾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这个观点，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邓小平又多次表示支持，认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跟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到了11月，邓小平见到谭震林的文章，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从一位老革命家的切身经历，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及时地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他在百忙中读完了这篇文章并进行了修改，作出了这一重要批示，这对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对那些打着“不介入”的旗号实际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关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什么……不卷入？应当卷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谓“不卷入”的实质：“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批示，结束了《红旗》杂志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内“不介入”的状况，拨正了《红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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