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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订约记
作者：谢俊美
借口 “朝鲜争端”，日本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6月，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清政府决定派兵前往镇压。日本久欲控制朝鲜，在得知此消息后，一面力劝清政府出兵，并保证日本“必无他意”；一面却在国内秘密下达动员令，成立战事大本营，制订侵略中国的三期作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第一期日军与清军在朝鲜决战，将清军逐出朝鲜；第二期日军在中国辽东、山东境内与清朝海、陆军决战，日本向中国提出割地、赔偿兵费要求；第三期，日军与清军在华北平原决战，最后攻占北京。清政府对于日本的这个侵略战争计划，不仅毫无察觉，而且对日本虚伪的“保证”深信不疑。6月5日，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陆军1500人前往朝鲜，驻扎牙山地面，并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将此事通知日本。日本获悉后，遂以护送公使返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向朝鲜派兵一万多人，并抢占仁川、汉城等战略要地。面对日军在朝鲜的优势，负责处理朝鲜事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为惊恐，他既不主张抵抗，更不敢增援。6月中旬，东学党起义失败。李鸿章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遭到日本拒绝。相反地，日本却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限令一个月内进行，想以此将中国拖住在朝鲜，同中国开战。此后李鸿章挽请英、俄出面调停中日争端，避战自保。但英、俄见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在得到日本有关对它们利益的充分“保证”后，便不愿插手，而是等待时机，趁火打劫。
由于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英、俄“调停”无望，李鸿章这时才在光绪帝和主战派的压力下，于7月下旬匆忙部署战守。一面调遣军队前往平壤，一面雇用英轮“高升”等船运兵增援牙山清军，并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日本在获得清军增援牙山的情报后，立即派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前往朝鲜西海岸，对清军进行截击。23日，日军闯进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组织傀儡政权。25日，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在牙山湾丰岛海面首先向中国“济远”号开炮，随后击沉运兵船“高升”号，正式挑起侵略战争。
9月15日，侵朝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中国清军，清军和朝鲜人民一道奋勇还击。守卫玄武门的总兵左宝贵壮烈牺牲，总兵马玉昆和卫汝贵所部先后击退了东、西两路进攻的日军。在战事尚无定局的情况下，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畏敌怯战，竟下令弃守，当天夜里率守军仓皇逃出平壤，“一夕狂驰三百里”，连夜渡过鸭绿江，退回境内九连城、凤凰城一带。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同中国北洋舰队遭遇，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海战中，中国共损失了“致远”、“经远”等五艘军舰，牺牲了邓世昌、林永升等优秀将领和许多爱国士兵，日本也有数舰遭到重创。战斗结果，中国损失较大，不过还拥有“镇远”、“定远”等六七艘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海战后，李鸿章以“保船制敌”为借口，压制海军将士出海巡洋与敌作战的要求，下令北洋余舰全部藏到威海卫军港内，因此，日本取得了黄海的制海权。
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向中国大举进攻。一路沿义州西进，越过鸭绿江，向九连城、凤凰城、岫岩等地侵犯，驻守清军无不溃退，日军很快逼近辽阳，对清朝陪都盛京造成严重威胁。一路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很快占领了金州、旅顺、大连，沿途清军除少数将领率部抵抗外，大多溃散。日军占领旅顺后，连续进行了四天大屠杀，全城人民用铁锤、斧头、菜刀同敌人进行搏斗，街头尸积如山。
日本认为只要北洋舰队存在，它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就难以实现，所以，把消灭北洋舰队看成是这场侵略战争取胜的关键。1895年1月，日本联合舰队在陆军的配合下，向威海卫北洋舰队发起围攻。水师提督丁汝昌拒绝日军诱降，先命各舰冒死突围，继令炸舰自沉，以免资敌，在陆援和突围希望均告破灭后，自杀殉国。他死后，英国顾问浩威假托他的名义向日军投降，交出港内余剩舰艇和刘公岛炮台。17日，日本舰队开进威海卫港内，日军登上刘公岛。至此清政府苦心经营二十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日军在占领辽东半岛后，又向山海关一线侵犯。山海关为京津门户，战略险要。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光绪帝起用湘军，从全国各地征调六万余人，驻扎山海关内外。任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以湖南巡抚吴大澂、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大臣，办理前敌军务。这是自开战以来，清政府动员兵力最多的一次，也是光绪帝和主战派挽救战局的最后一线希望。刘坤一虽为湘军名将，吴大澂时为“清流”名士，两人都曾上奏主张坚决抗击日军侵略，但他们的主战意愿并不能改变战局。湘军同淮军一样腐败，一经接敌，无不溃败，先后丢失牛庄、营口、台庄台等重要城镇。到1895年底，清军水陆皆败，于是清政府决定对日求和。
海陆皆败， 清政府被迫求和
清政府的对日求和活动并不始于马关议和。还在1894年11月初日军侵犯辽东，清政府就挽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1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根据本国政府训令，通告日本政府对战争要适可而止；提醒日本，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俄、德等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如果是这样，对日本未必有利。其时，日本因战线过长，后勤保障供给发生困难，表示愿意接受美国调停，条件是只要中国割让土地和赔偿兵费，日本就同意停战议和。但当时光绪帝正起用湘军，想利用寒冬日军行军作战困难，同日军开战，挽救战场上的颓势，因而没有马上回应。当时日本也看到清政府还不愿彻底投降，于是继续向清军发动进攻。
11月底，旅顺失守。慈禧太后担心日军向京津地区进攻，不顾光绪帝和主战官僚的反对，指示恭亲王奕訢，再次委托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秘密疏通日本，表示中日罢兵息战议和，并于1895年初正式任命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聘请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上谕”写道：“令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前往日本会商事件；所有应议各节，凡日本所请，均著随同电奏，候旨遵行；其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该大臣不得擅行允诺。懔之，慎之。”
1月28日，张、邵一行启程东渡。使团成员包括参赞伍廷芳、联芳等21人，另有翻译、学生多人、跟役23人。31日，张、邵从神户宇品登岸，坐火车前往广岛，与先已到达的科士达汇合。日本派出的议和全权大臣为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大藏相渡边国武和内阁书记官伊东已企治。会晤地点在广岛县署。
张、邵一行到达广岛时，正值日本陆、海军围攻威海卫。为了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在次日双方会晤时，伊藤博文认为张、邵所持国书“单带有会商事件咨报总理衙门请旨遵行”，指为“全权不足”，否认张、邵议和全权代表资格，表示拒绝开议。他甚至说：中国派使来日只是专为“打听敝国〔指日本〕索款”，是“探听消息，并非诚心讲和”。随后又以广岛为日本“军务首要之区”“屯兵之所”，不准张、邵收、发电报，限令张、邵立即出境，并强行用船“送至长崎”，对张、邵大加侮辱。张、邵一行被迫坐船回到上海。
日本拒绝张、邵为议和全权代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伊藤自视身分高贵，“自负为日本第一等人”，先前与之谈判的中方代表都是李鸿章、军机大臣一类级别很高的官员，认为张、邵级别太低，不够资格，“故望中国所派爵位相埒，始能开议”。二、认为此前中国始终不把日本与西方列强置于同等地位加以看待，对于日本提出的日本在中国应享有与西方列强相同的特权要求一直加以拒绝，因此，要借此加以报复，利用战胜之机，来抬高日本的身价。三、清政府还在向山海关前线调兵遣将，表明尚无真正求和之意。在张、邵被逐前，伊藤博文在同伍廷芳私下会晤时，明确提出，如中国真欲议和，“所派大臣确有切实全权字样，其声名位望足将所议各款能邀批准，乃可开议”。2月4日，伊藤公开指名要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1885年〔光绪十一年〕，伊藤曾代表日本在天津与李鸿章就朝鲜问题谈判签订会议专条。在那次谈判中，李鸿章摆出的“中堂大老”架子和一副傲慢气势使伊藤难以忘怀，他要对李进行“回敬”、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