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苏联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作者：陈 晖
来自日本的威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和中国北部接壤的苏联远东地区直接暴露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之下，苏联远东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日本大力排斥苏联在东北的权益，1932年底，东北通往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航运和铁路运输被切断；日本骚扰、破坏中东铁路的正常运营，迫使苏联不得不向日本出售中东路，此后，苏联的势力彻底退出了东北地区。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考虑图谋夺取苏联远东地区。日本军方的“北进派”扬言要对苏发动预防性战争并夺取它的领土，日本还多次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1932年底，日本天皇裕仁批准了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1933年对苏作战计划，该计划注意到占领满洲后战略形势的变化：贝加尔湖以东辽阔的苏联领土应当由日本占领。为了加速实现这一计划，日本军方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局势，策划局部“边境事件”，在中东路进行挑衅活动。30年代苏日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两国军队在中苏、中蒙边境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最严重的是1938年的哈桑湖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
日军在诺门坎一战败于苏军后，“北上”显然力不从心；相反“南下”印度支那、南亚诸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似乎成了可行的选择。二战爆发后，日本军方“南进派”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他们认为南海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应当是日本扩张的首要任务，因为欧洲殖民国家因陷入欧战不能适当地保护其在远东太平洋的统治。1940年5至6月英法等国在欧洲战场的惨败，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如当时日本人说的，“不要错过这班公共汽车”。 日本如果打算集中力量向南发展的话，那么就得先稳定后方，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
当时，苏德关系急剧恶化，希特勒于1940年12月签署了“巴巴罗莎计划”，命令德军于1941年5月前做好入侵苏联的准备。苏联领导人已从各种渠道获悉了德国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既要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而且假如苏德战争爆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日本介入。对苏联来说，消除日本威胁的主要途径首先在于促成日本实施南进战略，让它和英美迎头相撞。1940年6月14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电告苏联驻华和驻日全权代表：“苏联应当赞同任何能促使日美对抗的协议……苏联应当采取措施让日本觉得其北方有安全感，以此刺激它南进的决心。”
1941年4月1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国军事行动的目标，缔约国另一方应当在整个冲突期间保持中立”。同时，苏日公开发表的联合声明宣称：“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苏日中立条约》明显改善了苏联的安全环境。根据条约的规定，在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日本就不能在远东配合德国的行动；条约也鼓励了日本武力夺取西方亚洲殖民地的野心。一旦日本和美英交战，美国足以将日本牵制在太平洋地区，日本北进的危险势必大为减少。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
最危险的时刻
1941年6月22日，德国背信弃义，突然对苏联不宣而战。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苏联一时还不能断定日本的战略意图，因而怀疑日本也许会趁火打劫。日本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增强军事力量，从1939年至1941年，日本关东军的人数从27 万增加到30到35万人。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打击英美的同时，日本军方还制定了对红军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这都足以表明日本“北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不久，斯大林从获悉的大量情报中得出结论，日本暂时不准备进攻苏联。1941年夏秋之交，莫斯科得到了苏联驻华顾问团从中国发回的重要情报，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苏联情报员佐尔格发自东京的情报。1941年9月底、10月初，佐尔格准确地向中央报告：“1941年9月15日以后，可以认为苏联远东不会有日本侵略的危险”，“今年不会发生（苏日）战争”。斯大林相信了佐尔格的情报，从东部抽调了大量兵力到西部参战，西伯利亚兵团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取得了对付德军闪电战第一次重大胜利。
尽管如此，日本“北进”的威胁仍然犹如达摩克利斯的宝剑一样悬在苏联头上。1941年9月，苏联情报部门领导在分析远东地区的局势时指出，“最近从与德国情报源有关的情报总局间谍那儿得到的一系列情报表明，日本政府似乎决定今年不进攻苏联，但集中在满洲和朝鲜的部队仍有可能在1942年春进攻（苏联），如果届时苏联失败的话”。
在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小组被破获后，莫斯科又从其他渠道收到关于日本可能在远东开始军事行动的情报。苏联情报人员从斯德哥尔摩报告，日本将于10月26至28日发起进攻，主攻方向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从华盛顿传来的情报说，根据中国高级将领的看法，近期内日本将对西伯利亚发起进攻。
来自斯德哥尔摩和华盛顿的情报虽然与佐尔格的情报大相径庭，苏联领导人却不敢掉以轻心，下令远东方面军部队做好充分战斗准备。苏德战争爆发后，远东红军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从1941年6月22日的70万人增加到12月5日的140万人，尽管精锐部队已经调往西部战场。1941年11月，红军情报总局的特别通报提到这样一份情报，即“根据来自上海的情报，无论德国人在进攻莫斯科的战役中是否取得重大胜利，日本人都打算进攻苏联”。11月5日，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军事进攻的目标首先是苏联，不能排除关东军在远东边境再度发动挑衅性进攻的可能性。
“斯涅克”行动
斯大林不仅预见到远东出现第二战场的可能性，红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对外情报部门还考虑采取各种措施以阻止这一危险情况。俄罗斯军事史家弗·瓦·卡尔波夫院士，曾多次采访制定和参加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当事人——原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副局长维塔利·帕夫洛夫。帕夫洛夫执行了最高统帅下达的高度机密的任务，对此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早在1940年10月，经验丰富的侦察员伊·阿·阿赫缅罗夫和初出茅庐的维塔利·帕夫洛夫，就在卢比扬卡的一间办公室里，开始制定一项借助于美国来抵消日本的行动计划，前者在美国工作了多年，后者在国外有一些重要的情报人员和熟人关系，苏联情报机关希望通过他们来实现这一目标。
帕夫洛夫后来解释说，阿赫缅罗夫和其他侦察员并不试图吸收一些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这些人难以接近，也不容易物色招募。因为较高的职位使他们完全赞同本国政府的政治路线，实际上在物质方面也不能使其动心——这些人“要价是很高的”。高级官员的精明强干的助手和秘书，能得到自己上司的充分信任，知道事情并不比他们少，而且也能从本部门甚至相邻单位获取任何情报。于是，阿赫缅罗夫和帕夫洛夫就考虑利用这样一个能接近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和罗斯福总统的人，这人就是哈里·怀特。阿赫缅罗夫同他在华盛顿见过面，他们对美国远东政策问题，特别是对日本奉行毫不妥协强硬态度方面是一致的。帕夫洛夫强调说，每位国务活动家都有他们信得过的并迎合其观点的亲信，怀特正是罗斯福身边的这种人。在计划中怀特的化名为“斯涅克”，俄文的意思是雪，类似他的英文姓氏怀特，即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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