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卡斯特罗的中国之行
作者：陈锦华
卡斯特罗有一个特点，听介绍时很仔细，问得很认真，对说到的数据都要自己进行复算，用美元换算价格，再对比古巴的价格判断贵不贵。他很关心三峡工程的投资和建设情况，详细询问我三峡工程投资多少?将来发电以后，每度电的价格是多少?折成美元是多少?他听了我的介绍后即自己进行口算，并把算出的结果和对比情况告诉我，十分用心。在他看来，三峡的电价还是比较合理的。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使我深有感触，使我更加认识到，在美国的长期封锁下，古巴这个家实在不好当。卡斯特罗对我讲，古巴是个小国，土地不多，既要满足吃饭的需要，又要创造外汇收入，所以要合理使用土地。大体上是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种甘蔗，三分之一种烟叶。古巴糖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雪茄烟是世界上最好的，主要都用于出口。就是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古巴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重点照顾弱势群体，坚持把食品首先用来保证老人、儿童和病人的营养。1996年，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讨论全球社会问题，即就业、反贫困、卫生、教育等问题，一百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会议。中国方面李鹏总理出席，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这次会议。会议规定，每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言不能超过七分钟。在会上，大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言，听众一般只在开始、结束时礼貌性地鼓两次掌，但卡斯特罗短短七分钟的发言，竟被不下十次的热烈掌声打断，最后成了一片欢呼。卡斯特罗在发言中具体列出了古巴每千人拥有的教师、医生人数和病床数，都高于美国。他说美国漠视本国贫困人民，有什么资格教训别人，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
在上海访问时，卡斯特罗住在新锦江饭店的总统套房。有同志告诉我，拉美人都喜欢喝北京生产的桂花陈酒，卡斯特罗也喜欢喝一点。我说，那行，送他一箱。我叫人在上海买桂花酒，没买到。我就打电话到北京，请中国石化总公司派人去买。当晚他们就把酒送到上海。我还选购了一套100件的景德镇青花瓷西餐餐具。在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我到卡斯特罗的房间去看他，我说这次陪你走了一路，下一站到深圳、广州，然后就要出境了。我想给你送点纪念品，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我要问你的话，你又可能不肯讲，我就自己想了想，给你选了一套100件的景德镇青花瓷西餐餐具，希望你能喜欢。他非常高兴，向我表示感谢，并说他在回到古巴以后就把这套餐具珍藏起来，我什么时候访问古巴，他就什么时候把我请到他家里，用这套餐具招待我。我说，那好吧，有机会我一定到古巴去看你。
只有年轻人接受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会有希望
12月7日，我们到达深圳的第二天，按照计划参观中华民族园。为了安全，对游园的人数稍加控制，安排了3000人游园。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卡斯特罗游园的消息传出去了，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估计上万人都不止，但是秩序井然，既热情又礼貌。人们发自内心地欢呼雀跃，深深感染了卡斯特罗。他对我说，他到过很多国家，经历过很多群众欢迎的场面，但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今天这样既热情而又秩序井然的情况，让他十分感动。在欢呼的人群前，我见到一个小伙子，估计大概只有二十来岁，又蹦又跳。我就问他，你知道他是谁吗?小伙子说：“老卡嘛!”一脸亲切地称呼着。我又问：“他怎么样啊?”小伙子说：“好样的，敢跟美国人干!”我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是出租车司机。卡斯特罗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卡斯特罗受到群众的拥戴，使我想起了另外一次经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派我到巴西访问，并顺道访问智利。在智利圣地亚哥一个介绍拉美历史文化的博物馆里，我看到展出的拉美几百年来各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图像里，卡斯特罗赫然在列。我想，拉美执政的各国政府，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当然不会赞成社会主义，他们拥戴卡斯特罗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对英雄的尊敬，出于对卡斯特罗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尊严、不畏强暴的人格魅力的敬仰。
卡斯特罗在深圳参观结束后，江泽民主席特地赶到深圳，同他第二次会见，并亲自陪同他参观了自行车厂，请他吃饭。当时，古巴经济困难，一时还不了我们借给它的几亿美元贷款，要求延迟还款。江泽民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这件事情事先已经协调过，并报经国务院同意，古巴现在还不了，对我们来说也不差这几亿美元，可以缓一缓。后来江泽民对卡斯特罗说，我和陈主任商量过了，我们同意你的意见，还款缓一缓，并说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对陈主任说。
卡斯特罗在深圳参观结束以后，白天鹅宾馆派车队把他从深圳接到广州。他在白天鹅宾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离开广东回国了。在离开广州市区去机场的路上，我对他说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跟中央领导同志谈得很好，也参观了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中国都有代表性。我还说，因为时间有限，可能你还有些话没有来得及讲，如果有什么重要意见，我可以向中央转达。他想了一会说，没有意见，这次访问中国，非常满意，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到处都充满了朝气和活力，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从中国看到了希望，对社会主义更加有信心了。接着，卡斯特罗讲到做年轻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古巴没有，但古巴有群众组织，有同青年直接对话的渠道，包括中学生。他急于赶回古巴，就是为了参加很快就要召开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他强调说，年轻人思想活跃，不定型，同他们多对话、多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大学生，要多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社会主义的胜利，说到底，还是要靠他们。只有他们接受了、理解了、实践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古巴每作出重大决策以后，都要向年轻人传达、商量、沟通。我说，你讲的这些非常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间对学生的工作有些放松，思想比较混乱，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共中央和邓小平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加强对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件事情现在虽然有所好转，但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卡斯特罗赞同我的看法，并对我说他一直重视对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解体的时候，西方国家在苏东国家得手，又在古巴搞起街头政治，把不了解情况的学生煽动到街上，鼓动闹事，制造动乱。他和古巴其他领导人一起走上街头，同广大青年直接对话，以诚相见，耐心解答青年们提出的问题，终于消除矛盾，增进了相互了解，西方国家的阴谋没有得逞。卡斯特罗的这番话，再一次显示了他作为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
在我陪同的外国领导人当中，卡斯特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卡斯特罗身上，我看到了小国的大领袖，看到了小国一样可以产生具有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的杰出政治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