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蔡廷锴与第十九路军
作者：陈支农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吹嘘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当天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十九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至晚7时，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
2月13日，日军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又突然偷袭蕴藻浜。蔡廷锴急令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迅速向大场推进增援张炎旅。蔡亲带参谋副官数人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双方展开肉搏战。蔡见情况十分危急，即令旅长张炎亲率庞成团猛攻敌之左侧背，敌不支溃退。这一仗，久留米师团损失惨重。
野村屡战屡败，日政府改派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讲话，扬言要迫使第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最后通牒，提出六项条件，扬言中国军队如不在2月20日午后7时以前撤退，马上采取自由的军事行动。蔡将这份荒谬绝伦的最后通牒给蒋光鼐看，决定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这时，有一位外国记者对蔡廷锴说，第十九路军兵员少，武器差，继续抵抗日军，好比以卵击石，并劝蔡及时撤兵。蔡却坚定地回答：“坚守国土乃军人之职责，即使日寇增至十万人，也要誓死抵抗。”他反问这位外国记者：“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亦撤退欤？”记者无言以对。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上海附近的镇市村庄，第十九路军及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五军的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六十、六十一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月20日凌晨，日寇又发动一次总攻。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发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蔡廷锴电告各部，采取“我军须先疏开，俟敌炮及飞机停止轰炸后，即回原阵地，但动作要迅速敏捷，伪装及散兵多多布置”的打法，使敌伤亡很大，未能前进一步。
从2月21日起，在植田亲自指挥下，日寇又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惨烈，但都被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挫败。
植田的军事总攻计划宣告破产后，日本政府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任，并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同时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200架来沪增援。此时，敌兵力已达六七万人。
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均遭守军顽强阻击，其联队长（相当团长）林崛大佐也被击毙。
3月1日，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闸北战线，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楼方向扑攻；敌分两路进攻庙行方面，伤亡很大。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往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日军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使浏河沦于敌手。蔡廷锴等人曾请南京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然而，一直得不到回复。浏河失陷后，守军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同往南翔共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时，南京军政当局来电令淞沪守军于3月1日晚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
3月2日，第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和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吾人身为军人，本以服从为天职，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誓不两立。”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变为自由城市。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据统计，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支前工作。蔡廷锴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胞、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了三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待十九路军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却按兵不动，坐视不援。何应钦甚至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驻留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抗日军队以任何援助，相反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十九路军经过33天血战，退守第二道防线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第十九路军被迫调驻福建。
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蔡廷锴青天白日勋章，委蔡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国民政府命令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福建事变”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年春，日寇攻占热河，并猛攻华北长城各口。蔡廷锴深感第十九路军乃抗日的队伍，自应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缨北上，援救热河，南京政府纵不允许全军出动，亦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于是，在漳州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决定抽调志愿军官兵编为两个旅六个团，以谭启秀、张炎分任旅长。粤、桂两省各编一个师，一同出发。蔡廷锴被公推为先遣抗日军总指挥。
先遣抗日军进抵湖南耒阳时，不料热河及长城各关口已失陷，何应钦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蒋介石电令先遣抗日军回师福建。因此，蔡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更加不满。他和蒋光鼐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内容，反对出卖华北主权，因而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
是年4、5月间，蒋介石再三来电令蔡廷锴派六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线，“追剿”红军，并派督战官蔡启驻在第十九路军总部监视。蔡即命令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将长汀的马鸿兴保安团拨归区指挥。他还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第七十八师抵连城不久，遭到红军彭德怀第三军团的严厉打击，被歼灭了两个团，区寿年弃城逃往永安。这一仗和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蔡廷锴曾率部参与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围剿”，致使十九路军损失惨重的事实，让蔡廷锴再一次认识到进攻红军政策的错误，明确到这是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来达到其消灭十九路军的目的。如再打下去，蒋介石宁让第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不会增调援兵的。为了十九路军的生存，蔡廷锴多次与蒋光鼐密商，决定派代表到苏区和红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