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随感录五则
作者：苏 人
西汉时儒学定于一尊，此后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虽有道家和佛学的流布，但并不能干扰儒学的统治地位。人们普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言必称“子曰”，否则即被目为非圣无法，称为异端。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的至高地位倒塌了。尽管当时对孔子的是非功过并未作出科学定论，偏激和片面之处在所难免。但是，新文化运动否定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打破老八股、老教条的垄断地位，其功绩是无量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由此出现了多少年不曾有过的生动活泼状态，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纷至沓来。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中国的青春和新机，也就不会有中共的出世。
然而，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老八股、老教条受到批判以后，又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王明、博古等人言必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行必依共产国际，斯大林成了新偶像，至于中国的实际，对不住，不在考虑之列。这种洋八股、洋教条经过延安整风，受到很大打击，不得不有所收敛了。
然而，人们还是意想不到，洋八股、洋教条之后，又会有新八股、新教条的产生，其典型而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前的“句句是真理”论和“文革”后的“两个凡是”论。大概是匍匐久了，习惯成自然，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有些人总要在中国树立偶像、维护偶像。如果没有那场“真理标准”的讨论，这种新八股、新教条还不知道横行到几时！
老八股、老教条之后有洋八股、洋教条，洋八股、洋教条之后有新八股、新教条，可见八股、教条之顽固与再生力之强，也可见反对八股、教条任务之艰难与长期作战之必要。
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陈独秀认为是目的，毛泽东认为是手段，邓小平认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窃以为邓公之言较为全面。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世界的主人，这是一切革命者终身追求、奋斗的神圣目标，自然是目的，而且是根本的目的。同时，革命者或为了建立组织，推举代表及领导人，或为了在内部统一认识，做出决议，以便协同完成某一任务，就必须使用讨论的方法、协商的方法、征求意见的方法，投票表决的方法，从这一意义上，民主又是方法，是手段。
上述三说中，“民主是手段”这一说最不可取。如果是“手段”，那就可用、可不用；如果是为了“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那就更不可取了。
写到这里，想起1957年大鸣大放时，北京大学的墙上曾经贴出过一首诗，题为：《民主，自由——目的》，其中云：
民主自由——目的，
母亲生下我给我的权利。
我决不愿意牺牲分毫，
除非为了祖国的利益。
本诗的两位作者后来都成了“极右派”。自然，应该说明的是，在早些年的“拨乱反正”中也都平反了。这是历史的进步、时代的进步。
慎戴“资”帽
有人说过，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其主要危险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于是，上一世纪50年代、60年代，人们就不断地反“资”，防“资”，批“资”。1957年，大抓“资产阶级右派”；1959年，大批“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大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仿佛一个偌大中国，处处是“资”，时时有“资”。真是，谈“资”色变，闻“资”奋起，与“资”不共戴天，必须灭“资”而后朝食。但是，“拨乱反正”之后，人们发现，当年所反的“资”，其实并不是真“资”。那有力的例证就是：当年戴上“资”帽的人纷纷摘帽，“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彭德怀、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都已经恢复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而当年和少奇同志一起备受批判的“二号”人物，小平同志的理论已经成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代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了。所以，历史的经验是，必须科学地、准确地区别“资”与“非资”，不要轻易给人戴上“资”帽。
封建主义的再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等都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首先胜利却在俄国。俄国是个资本主义发达不充分，而封建主义传统却很深厚的国家。接着，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了。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来又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较之当年的俄国还低。因此，在俄国、中国以及类似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都有一个打倒封建主义，肃清其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流毒和影响问题。这个任务很艰巨，但又很重要。不完成这一任务，不仅无法建立一个高度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而且，封建主义还可能以新的形态再生。以都曾在俄、中两国出现过的严重的个人专断、个人迷信而论，显然就都是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偏偏又是以忠于无产阶级领袖的形式出现的。至于其他，如轻视法治、“舆论一律”、“天才论”、“绝对权威论”、“句句真理论”、家长制、一言堂、裙带关系、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家族主义、血统论、株连风，等等，无一不是封建主义的流风余韵，而“文革”中流行一时的“红宝书”、“红海洋”、“红太阳”、“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语录歌”，等等，更是中国特有的封建主义的新变种。人们已经指出，多年来，我们一直忙于反资、批资、灭资，但是，却放过了反封、批封、灭封，不能不是极大的失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反右要防“左”，批“资”要防“封”，这大概也是历史经验吧！
何以斯大林的错误在西方不会发生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大量冤杀无辜的情况为世人所知后，毛泽东曾经认真地思考过，他说，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对此没有作更多的阐述，但是，他这段话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对西方制度，不应全部否定。
人们本来应该沿着毛泽东的思路，认真地研究研究：斯大林的错误为何在西方不会发生，而在苏联，却泛滥多时？西方可以避免此类错误的原因何在？苏式社会主义产生此类错误的根源为何？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如何改革自己的制度？等等。这样想一想，也许会得到许多有益的认识。但是，在那“兴无灭资”的年代，人们没有自由思考的条件；毛泽东本人呢？他当然有条件，可以无遮无拦地“浮想联翩”。他想过，但似乎想得不多，火花一闪，旋即熄灭。所以，1980年8月，邓小平不得不重提毛泽东的上述旧话，批评说：“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显然，邓小平是作过深刻思考的。笔者由此想到，不仅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法制的情况在英、美、法那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十年浩劫在西方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据说，当年敝国轰轰烈烈，如醉如痴之际，西方国家校园内也曾有过“红卫兵”组织出现，然而毕竟没有闹起来。
行文至此，想起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段话强调一切“长处都要学”，没有划地设限，是很有见地的。当然，人们也不应该忘记毛泽东的下面一段话：“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照搬。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