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的楷模
作者：薛 驹
一
1951年5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听了他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介绍在解放初期如何克服全国经济财政的困难和在上海指挥反投机斗争、稳定物价的经过。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随着解放地区的不断扩大，部队规模扩大了，工作人员也增加了。一方面是捷报频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重重困难，军政费用支出浩大，而粮食、税收等一时收不上来，人民币发行过多，物价很不稳定。特别是上海等大城市投机商人的囤积紧缺物资活动，加剧了市场混乱、物价猛涨的状况。陈云当时指出：“物价稳，天下定”。他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后，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把上海作为统一全国财政金融、稳定物价的突破口，亲自指挥了“银元之战”、“棉纱之战”和“粮食之战”等反投机“战役”，在经济上完全占领了上海市场。上海的物价稳定了，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物价也随之降落，这对全国的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称赞这场经济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的胜利。陈云讲到，那时就像天天在“走钢丝”，天天过“年三十”。刚打完了经济战，又来了抗美援朝，又要打大战，又要保证吃饭，搞好经济建设。克服困难，必须统一国家财政经济，集中精力办大事，抓住重点，一个一个克服困难。这次报告给我们的印象很深：陈云不愧是党内的经济专家、理财能手。
二
我第二次见到陈云是1961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的时候。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经济处于低谷，中央组织了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陈云也到他的家乡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青浦小蒸是陈云的老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他对家乡的情况比较熟悉，认识他的人也比较多。陈云直接到生产第一线实地考察，直接同群众见面，认真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他特别喜欢找老党员、老农民，找亲戚熟人调查，这些人能讲、敢讲真心话，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调查过程中，他对农村养猪问题、农作物种植安排问题、自留地问题、公社工业和手工业问题等十个专题相继召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特别是对养猪问题、种双季稻问题、农民自留地问题，他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如对养猪问题，当时正在推行“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养私养并举”的政策，陈云通过调查，了解到公社集体养猪浪费很大、效益很低，认为养猪应以“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公私并举”，还提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有经验的农民私养。这一建议受到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关于农作物安排问题，当时许多地方把多种双季稻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号召农民多种小麦，多种双季稻，并规定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群众意见很大。陈云就找老农民调查了解，一起算帐，发现农民种双季稻花费的人力、物力很大，收益不高，于是提出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加单季稻。他又调查了农民自留地的问题，写了《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的调查报告，提出要恢复和留足农民的自留地。陈云结束了在小蒸的调查研究后，又到浙江嘉兴、嘉善、桐乡、萧山等地和县委书记、公社干部、生产队长座谈，研究当地是否适宜种双季稻、母猪公养好还是私养好、自留地应否多留等问题，并在杭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认为他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向浙江省委的同志介绍小蒸调查的情况和意见。7月13日，陈云在当时的省委会议室向省委同志介绍了调查情况和建议意见。当时我正陪同田家英在嘉善等地作农村调查，在听了陈云的报告后，很有同感，他调查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我们的调查有很多相同之处，对“大跃进”的形势看法也相近，特别是他能认真听取正反各方面的意见，敢于针对当时不切实际的政策措施，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措施。1961年后，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主持下，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其中许多都是陈云提出来的，如要恢复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各方支援，争取快，准备慢；工业方面是缩短战线，压缩基建规模，保证重点，下一批项目；商业上是制止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尽力保证城市和农村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同时增加高价商品，用“高价点心”、“高价饭菜”回笼资金。他的主张很具体很实在，对克服当时的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1984年5月，陈云还同我们讲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问题。他以青浦调查为例，要求我们省委领导深入基层认真调查、了解真实情况。中央开会后，也不必忙着马上贯彻，而是要先到乡镇、村，和群众商量，看看会议提出的问题，是不是符合基层实际，然后再回来认真研究落实的措施。他认为，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向敢讲真话、能讲真话的人调查，从老同志、老农民身上最能听到真实的情况。省委可以安排一两个副秘书长专门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使我们的决策、措施更加符合实际。这些指示，对我们省委改进领导作风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
1977年“文革”结束以后，陈云几乎每年都要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因为他体弱多病，又习惯于江南人的生活，在杭州休养比较合适。他每次到杭州，都要同浙江省委负责同志见见面，谈谈当前工作和他关心的问题，或者一起过“五一”劳动节，听听评弹。因此，我们有机会同他见面，并且听取他对当前工作的指示和建议。
他很关心农业和粮食问题。80年代初，他多次问到浙江粮食生产情况。当他了解到浙江这个“鱼米之乡”，1965年就是全国第一个实现亩产800斤粮的省，而到“文革”后期，却要吃外省粮食的情况后，他说，农业问题，粮食最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问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价一涨，人心就不稳了。我们当领导的要始终重视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以后到1984年，浙江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181.7亿公斤。陈云对我们说，粮食问题始终是个关键问题，我们这些人在世时，粮食过不了关，到2000年，粮食问题也过不了关，无论如何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要继续搞好粮食生产，不能多征粮，多征粮往往要返销的。我们一要保吃饭，二要保建设，经济要稳步发展。到1988年，他还是强调粮食问题。因为从1985年开始，由于粮价下跌，农民种粮积极性也在下降，浙江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农村多种经营增加，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出现“无工不富”挤掉“无农不稳”的局面。陈云说，“十年生产，三丰三歉，四年平”，哪有年年都增产的道理。中国人多，粮食问题哪天也不能疏忽大意，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就大意了，这是不行的。一要保证十亿人有饭吃，二要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农民追求富裕是对的，但粮食不能少，无粮不稳，无粮则乱。
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也是陈云与我们谈得较多的问题。1981年5月，陈云来到杭州疗养，着重考虑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并专门向中央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报告，建议中央要重视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1981年5月中旬，铁瑛、李丰平、王芳和我四人去看望陈云。他说，解决大量的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是当务之急。当时，他问我们几岁了，王芳和我都已六十岁左右了。他说，他自己已七十多岁了，省部级干部大部分也是六十多岁,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一个人年纪大了，精力有限，老年人要少做些工作，少做就是多做。现在要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就要成千上万地培养中青年干部，着重培养五十岁上下、四十岁上下的干部。他告诉我们，选拔、培养干部一定要安排到领导岗位上，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一是老干部要对他们传帮带，扶上马，送一程；二是可以安排到副职岗位上进行锻炼，或者让他们下基层，挑重担。经验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他们放到负责岗位上，只要三年五载，就可以锻炼成才。他认为，提拔培养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才干固然重要，但德还是第一。要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过硬、党性强、组织纪律强、敢于坚持原则、有文化、有管理能力的干部。他还问了浙江“文革”的情况，他说，对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打砸抢“三种人”，不仅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还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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