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廖承志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作者：茆贵鸣
这是一间还算宽敝的临街门面房。室内以屏风一分为二，隔成大小不等的里外两间：里间不大，有几张沙发和木椅靠墙放着，当中摆着一张茶几，——此为会客室；迎门而进的外间稍大，一字排开的柜台里，摆放着五颜六色、大大小小、扁扁圆圆的茶叶筒，上面清楚地标有诸如“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福建乌龙”、“苏州碧螺春”、“六安瓜片”等各种各类的茶叶名称，柜台的内侧，置有几张办公桌椅，——此为经营茶叶批发零售的综合门面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室外，门前新近挂出的一块匾额，上书“粤华公司”四字，在这车水马龙、店铺林立的皇后大道上并不显得引人注目。在熙熙攘攘的逛游人群中，偶尔也会有人不经意地驻足观望一番，但当发现这仅仅只是一个以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的小小“公司”后，便又依然前行……
其实，这个位居香港繁华闹市、却又貌似平凡的地方，就是新组建不久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至于以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的“粤华公司”，只是借以掩护其真实身份的一个对外窗口而已。
对外挂出的公开招牌——“粤华公司”
日本军国主义大量侵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日趋威胁着英、美两国在中国的传统利益。为此，主观上他们也试图以援华政策来遏制日本嚣张的侵略气焰。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所谓“中立”地位，廖承志和潘汉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有效地在争取着港英政府对组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
经过一番认真的筹备和积极的工作，在成功地取得港英当局的同意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粤华公司”的名义很快得以设立。鲁言（梁上苑）这样介绍道：“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月，至日寇占领香港后的1942年1月撤销，存在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在这期间，办事处的形式和工作内涵也随着形势而改变和发展。最初办事处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这是一间相当宽大的办公室，门口挂了一块横匾，上面写着“粤华公司”的字样。办公室用屏风隔成内外两间，外面是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里间是会客室，廖潘二人便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海外侨领、华侨或港澳社团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等。”“1938年9月间我也调到办事处工作，开头几个月每天都到粤华公司上班。我记得这时候廖承志很少来粤华公司，因为以他的身份，肯定有各方面的人物对他注意或监视，他若常来公司，反而束缚了自己的行动。海外华侨或香港人士一般都不愿意在公开地点跟办事处的人员接头，因为可能引起想不到的麻烦。”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构的成功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成果。这里，值得一书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
卡尔，全名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SirArchibaldClark-Kerr），生于1882年。这可是一位颇具英国绅士风度的著名职业外交官，曾先后出任过驻华、驻苏、驻美大使。他身材瘦长，棕色皮肤，其思维开阔敏捷，性格活泼开朗，言谈举止诙谐幽默。他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常常会幽默地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往往在谈话十分投机的情况下，突然冒出一句“当然，我们社会主义者是这样看问题的……”卡尔对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抱有成见，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争和民众动员、军事训练等兴趣甚浓。史沫特莱在与他进行了短暂的接触后，曾由衷地感叹他“是一个在外交界难得的苏格兰好人”。
周恩来同样也注意到了卡尔对中共的友好。1938年初，周恩来曾就中共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与来华任职不久的卡尔进行过商谈。卡尔异常爽快地答应尽快与香港总督联系，以促成此事。果然，在他的帮助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顺利得到香港总督的批准并很快得以设立，只是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中立”地位，没有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牌子，而是采用了“粤华公司”的名义进行变通，借以掩护办事处进行对外联络，争取海外华侨、国际友好团体和国际友人从人力上、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就表明了办事处的半公开的性质。
卡尔后来随英国驻华使馆搬至重庆后，周恩来与之接触甚多。1942年2月初，卡尔在离华赴苏就任新职之际，特邀周恩来出席他举行的告别酒会，并将英军缴获的一把德军军刀赠送周恩来。他甚至还拒绝了蒋介石为他举行的饯行，却应邀出席了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宴会上，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带至重庆的一把日军军刀作为回礼赠送卡尔。《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而发表的《惜别卡尔大使》社论，对卡尔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
“粤华公司”挂牌之后，住“店”老板娘姓陈。她的15岁儿子陈新是一位烈士的后代，其父亲是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老党员。这一老一小母子俩，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派遣来“粤华公司”上班。他们以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掩护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关的工作。
起初，办事处的正式工作人员仅有廖承志、潘汉年和连贯三人，所以“粤华公司”“挂牌”营业时，廖承志曾幽默地称其为“五子登科公司”。后来，陆续又有乔木（乔冠华）、李默农（李少石）、张唯一（又称“老太爷”）、杨琳、林青、李静（女）、康一民、熊志华等先后在办事处工作。连贯是这个办事处自始自终的工作人员中为数不多的一位。他的公开身份是廖承志的秘书，实际却总揽着办事处的各项日常工作。
对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最初设立的内幕情况，连贯在他后来的《怀念同廖公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当时，党中央派潘汉年、廖承志到香港，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为此，周恩来特地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按：应为卡尔爵士）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赢得我国海外广大华侨的钦佩，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要在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廖承志来港后，我就被调到八路军、新四军香港办事处工作了。
沉着应变“粤华公司”搜捕事件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初期，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并未发生过港英当局刁难的情形，但这种良好的开端为时并不很长，因为香港必竟是在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之下。
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港英当局对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表面上虽仍然还采取着他们所允诺的不干预态度，实际上却在不断地进行监视和限制，其松紧程度随英国政府对中国抗战所采取的政策及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长期反共宣传，共产党总是被视作“洪水猛兽”，所以一般人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香港设立的半公开的办事处机构进行联系，多半是心存顾虑。
鉴此，办事处如果仍然还在固定地方使用“粤华公司”作为接头地点，显然有许多不利因素。梁上苑后来在他的一篇《追忆廖公在香港的时候》中回忆说：1938年9月间我也调到办事处工作，开头几个月每天都到粤华公司上班。我，他（指廖承志）若常来公司，反而束缚了自己的行动。海外华侨或香港人士一般都不愿意在公开地点跟办事处的人员接头，因为可能引起想不到的麻烦。总之，设立公开办事处是弊多利少，结果粤华公司只存在一段时间就结束了。
大陆内地日趋高涨的抗日运动，很快波及到了同为中华大地的港澳地区。在香港，单妇女界即相继成立有“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妇女兵灾会”、“新运会香港妇女促进会”、“女青年会”等团体组织。1937年底，自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孙夫人宋庆龄等相继抵港后，这四个妇女团体很快又组成联席会议（简称香港妇女“四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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