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于右任与马相伯的师生情
作者：李庆华
创 办 震 旦
马相伯自幼接受中国传统儒家和天主教耶稣会的神学、西学教育，是中国的第一位神学博士，后参与了清末的外交、实业等活动。20世纪初年，马相伯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决心兴办中国的新式大学。1903年，他创办了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震旦学院，自任监院。马相伯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特别关心，常“集诸生于一堂，诏以种族之大义，安攘之重任”。他对于右任格外器重。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第18名中举，被誉为“西北奇才”、“陕西三杰”，1904年，于右任印了一部“半哭半笑楼诗集”，讥讽时政，被陕西巡抚允升指为革命党，上奏朝廷令割去功名，严行缉拿，责令“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予正法”。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应试，升允便派员追到开封，幸有于的同乡李雨田命人间道急驰告警，于右任乃逃到上海，穷困潦倒。马相伯得知后，即刻派人把于右任招来，免去他的学费和膳食住宿费用，让他在震旦学院就读。他告诉于右任：“我这是在尽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为子作东道主。”于右任非常感激。他改名换姓，用刘学裕的学名，成为震旦学院的学生。
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时，曾把在上海罗家湾的地产50亩，在租界的地产8亩和城外的土地3000亩，合计不下五十万金捐献出来，作为创办学院的基本金。他请了天主教耶稣会士襄理教务。本来教会对办学一事非常冷漠，但看到震旦的发展蒸蒸日上后，竟“见猎心喜”，欲掌控该校。他们从安徽调来了一位神甫南从周担任震旦的教务长，“南公尽改旧章，学生抗不从命”。马相伯也非常难过，“辞职而去，学生大哗，相率离校，……”。这些退学的学生在叶仲裕、于右任的带领下，并没有解散，他们临行时将学校的器具、书籍、标本，甚至连校牌等都一并带走，准备复校。
1905年，马相伯和一部分学生脱离震旦后,即和严复等人另立复旦公学。复旦筹备时，本有筹备委员七人，但不久沈步州、张轶欧、王公侠等人去了国外，只有于右任、叶仲裕始终负责此事，总其事的还是马相伯。复旦公学创立后，因师资缺乏，马相伯亲自教授法文、拉丁文等课程。于右任的国学根柢极为厚实，常帮助马相伯办些文墨，相当于马相伯的私人秘书。
以后马相伯离开复旦，不久于右任也为办报离开了学校。1909年冬，马相伯复任复旦公学校长，延聘于右任教授国文。师生二人相互切磋，民族革命思想日益在复旦发扬广大，清朝官府“为之侧目，先生不顾也”。
1911年秋，革命军兴，复旦公学吴淞校舍充光复军司令部，次年，马相伯准备把复旦学院从无锡迁回上海时，却又遇到了无校舍、无经费的困难。马相伯向已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的于右任求助，于右任请示于政府当局，很快拨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校舍，才得以开学。
于右任作为马相伯的门生，时间甚为短暂，他们的关系，实兼师生、友朋、同事而有之。但于右任一生对待马相伯，始终执弟子礼甚恭，常自称“受业”，尊马氏为“夫子”。自1918年马相伯息影于上海徐家汇后，其门人弟子每年都要为先生祝寿，于右任更是每年或撰写对联或题诗祝贺。1929年，马相伯的门生桃李，群集他所创办的震旦大学，庆祝他的90华诞，于右任因国事未能亲自赶来，他亲书了一幅寿联“先生年百岁，世界一寿星”为相伯师祝寿。
爱 国 老 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马相伯尽管已年过九十，且已退隐多年，此时像再次焕发了青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被社会各界尊为“爱国老人”。马相伯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今后非国民公意，对内绝对不多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1936年，马相伯被推举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救国会的执行委员，救国会的许多活动和宣言都是以他的名义或以他领衔进行或发表的。马相伯批评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碰到只有自己五分之一的日本的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人民要出头抵抗，政府还要压迫呢！”甚至直接抨击蒋介石，“中央就好比会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该有所表示么？”“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是一定的结果”。蒋介石对此当然非常恼火，但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老人，又怎能奈何？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名救国会领袖，马相伯、宋庆龄等积极参与营救。马相伯致信冯玉祥，说沈等“血心爱国，人人钦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文武不为”，愿以首领担保七君子无罪。消息传出，蒋介石对于右任说：“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于右任只好请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帮忙，把马相伯请到南京，并借震旦大学停止对马相伯薪金供奉之际，于1937年2月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马相伯为国民政府委员。这年也是于右任的60初度之辰，马相伯作了一首诗相慰勉。马相伯一向很少作诗，98岁的年纪为弟子的生日作诗，可见他对于右任的器重。
卢沟桥事变后，于右任从马相伯的安全考虑，劝他先移居桂林，后又再请移居昆明，在绕道途径越南谅山时，马相伯突然病倒，在病中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诞。
1939年4月6日是马相伯的期寿之日，全国各地同胞同为这位“中兴人瑞”举行遥祝百龄典礼，战时陪都重庆各界在银行公会举行集会庆祝，会场上悬挂着于右任的大幅贺联：
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
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于右任还率监察院同仁，致电谅山，遥申祝贺。更发表了“百岁青年马相伯”长文，称颂恩师为“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此种少年精神，则即先生修己立人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然而，不幸的是，马相伯却在抗战大业未竟之日，1939年11月4日客死于越南谅山。噩耗传抵重庆，11月26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会，于右任为之挽联：
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同日于右任又代表重庆各界宣读祭文，声声泪泪，感人至深，把马相伯的抗日爱国主张同世局相联，让人处处感受到马相伯的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表示“收京之日，再为告文”。
之后，于右任对马相伯的生平和学术的研究终生关注，如历史学家方豪编出《马相伯文集》后即请于右任题写封面，于右任欣然应允并出资200万元法币购买文集若干本分送图书馆及各位友好。在于右任的自传《我的青年时代》中，仍念念不忘恩师情义，“我二十五岁以前的事，大抵如此，到上海以后，受恩最重，得益最多的，是亡师马相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