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张国焘“密电”南下和巴西会议

作者:石仲泉




  右路红军通过草地,在人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殊死斗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领导层指导思想的分歧却表面化了。在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根据当时的夏洮战役计划,已率左路红军向卓克基一带集结,执行经阿坝而北上的决定。但是,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随后,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儿盖至夏河12天,班佑仅5天。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徐向前、陈昌浩也数电张国焘,左路军占领阿坝后,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此时的张国焘,将中央的电令和徐向前等的劝告当耳旁风,不仅迟迟不向右路军靠拢,而且愈来愈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南下旗号,反对中央北上方针,最后导致出现分裂局面。这是在千辛万苦过草地之后,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一种不幸。
  
  具有重大意义的包座战斗
  
  右路军穿过草地之后,进入半农半牧的班佑地区。距离班佑一百多里地,就是包座。它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在今若尔盖县东南端。“包座”藏语意为枪筒,因地形得名。这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胡宗南部队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成为其运输粮食的主要通道,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红军北出川西进军甘南,必须占领包座古道。胡宗南得悉红军穿过草地后,急调部队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阻止红军北进通道。
  我们考察到达班佑后,本想去包座看看。但若尔盖县的领导同志说,那边的路断了,不通车,去不了。好在同行的龚自德同志以前去过包座,并对包座战斗作过研究;前来欢迎我们的若尔盖县委党史研究室蒋主任也熟悉包座战斗情况。他们向我们讲述道:右路军前敌指挥部过草地后,徐向前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他鉴于彭德怀的三军尚未通过草地,林彪的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徐向前即作速战速决的部署,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这次战斗从8月29日进行至31日,打了三个昼夜,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重要战斗,也是过草地后打的第一场大仗。
  龚自德分析包座战斗说道:讲它是场大仗,一是国民党军队参战的有三支部队,总兵力达到1.1万人。二是红军歼敌人数近五千人,全歼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一个师,毙、伤敌官兵四千余人,俘敌八千余人,敌代师长负伤逃跑。三是缴获物资甚多,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牦牛、马匹和其他军用物资。蒋桂花补充说:9月5日,参战部队在俄若塘(藏语意为奶桶坝,今包座乡政府所在地)寨前的大坝子里召开庆功大会。徐向前讲话指出:包座战斗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团结、并肩战斗的结果,是长征以来打得很出色的一次歼灭战,敌人被我们打得吓破了胆。这场战斗的意义十分深远。
  对包座战斗,过去宣传不够。其实,它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有的学者指出:第一,包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围困聚歼红军的新战略。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集团最初采取的是前堵后追战略,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则改变为“长围高困”的新战略。他们认定:川西北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粮食奇缺,且属藏民区,只要调集大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并准备在红军过草地后,以强悍之师一举歼灭这支“饥疲之旅”。他们何曾想到,刚刚走出“绝境”的红军,居然取得了包座战斗的胜利,这就使反动派的新战略遭到了破产。第二,包座战斗的胜利,为实现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国民党反动集团已对其甘、陕军队作了堵截红军的部署,但各部兵力大都离红军较远,到位就防尚需时日。红军迅速攻占包座,为进军北上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一胜利使红军在濒临粮尽炊断之际,得到了最宝贵的粮食和其他军需补充,这对于红军的生存及北上进军都特别重要。第三,包座战斗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的重大胜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是第一次相互配合并肩战斗。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体谅红一方面军减员多、体力弱等困难,主动请缨作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风格。参战的四方面军部队在过草地后未能休整,是带着饥饿和疲劳投入战斗的。参战部队能够取得胜利,说明是一支思想过硬、战斗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无愧于红军称号。第四,包座战斗在战术运用上,是速决战、歼灭战的成功范例。红四方面军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张国焘坚持南下和中央牙弄会议
  
  包座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找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前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发出电报,同时令四军一个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张国焘在中央的一再电催下,于8月30日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东进草地。但刚进入草地没两天,张国焘驻足不前,要返回阿坝去。他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说:噶曲河不能徒涉和架桥,粮食只能吃两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些理由不能成立。一是所谓噶曲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左路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的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他们所带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右路军能过草地,他们不能过?何况我们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再则,据当年跟随朱德长征的警卫员潘开文回忆:到噶曲河边后,总司令一有功夫就到河边转悠,他看到河水小了点时就让我骑马去试试。总司令的马高大一点,我骑上他的马到河里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说,这可以过去嘛。老总去同张国焘讲过河的意见,但张国焘就是不同意。徐帅说:“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9月5日,张国焘强令已经进入草地一小半的左路军,从噶曲河畔返回阿坝,走出草地。左路军的行动,令徐向前、陈昌浩非常着急。这时的中央为早日北进,已派先头部队向甘南俄界地区开拔,同时也在考虑如何争取张国焘转弯北上的问题。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中央意见致电张国焘等,提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张国焘接电后,当天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地步。它成为牵动全党僵局和影响红军命运的斗争焦点。
  9月8日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周恩来住处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徐向前、陈昌浩也参加了会议。这就是牙弄会议。当时,领导人的住地都相距不远,来往甚方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住巴西(藏语音译,意为荣华快乐,引申为“文明乐园”),周恩来所住的牙弄属于阿西(藏语音译,意为快乐吉祥),是彭德怀的红三军住地。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指挥部住在巴西的潘州(位于求吉乡甲基村境内,藏语阿夏寨,音译曰潘州。宋代设州置,由吐蕃首领潘罗支统辖。目前的古城址,为明代夯土建筑,略呈长方形,残墙周长344米)。周恩来当时在养病之中,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们在2003年9月下旬考察时特地来到牙弄村,看了周恩来当年的住所。这是一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牙弄为藏民居住区,当年红军初来时,村里的藏民大多跑进山里了,周恩来的房东是老俩口,有五十多岁,没有走。周恩来在这里养病十多天,老头叫达科,老俩口照顾周恩来的吃住,并进行护理。当年,中央领导在这里开会时,已经拟好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没考虑好,未表态。最后,中央即以与会七人名义,致电张国焘等。电文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电文最后表示: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这封电报的签署时间是9月8日22时,已临近深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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