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民国的第一次护侨事件
作者：刘宝东
然而16、17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列强先是荷兰继而是英国的侵略触角相继侵入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处于任人宰割的社会边缘，华侨的生活只能用心酸和悲惨来形容。为了独占东南亚，荷兰殖民者不允许华人从事独立的经商活动，迫使华人只能充当开发其殖民地的劳工。1740年，荷兰殖民者为了消灭华人的经济优势，在巴达维亚城疯狂屠杀华人一万多人，造成了臭名昭著的“红溪惨案”。在进行肉体上消灭的同时，对尚存的华人采取了残酷的歧视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端：
首先，课以重税，限制人身自由。东南亚殖民地中以荷兰殖民政府的赋税名目最多，税率亦最高。在荷属殖民地的外国人都不征收人头税，惟有华人不但征以重税，甚至比当地的土著居民还要加数倍。华人日常生活的任何举动，如升旗、祭祀、宰牲，以及婚嫁、埋葬、修屋、开市等皆须向殖民地官员请示，甚至在清理街道时，遇到华人住宅，也经常横加挑剔，若小有违犯，则课以重罚。邮政等其他公共机关也对华人肆意谩骂歧视，华人寄信邮汇也经常不按章办理，严重地影响了华侨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其次，司法歧视，剥夺正当权利。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义政策，历来不允许殖民地的被统治民族与宗主国臣民享有相等的权利。在荷属南洋群岛，1854年荷兰殖民当局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华人被列为最末等。等级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就荷兰属地的司法审判来说，它分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欧美及日本侨民被划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兰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权。华侨与土人被划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纳税、交通等方面华侨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严格限制。
进入20世纪，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蓬勃发展，各类华侨社团大量出现。1900年，荷属印尼华侨上层组建了一个新型的华侨社团——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在它的推动下,各地中华会馆纷纷成立。这些会馆号召侨胞革除陋习，倡导学习中国文化，创立报刊，创办教育等等，加强了华侨间的团结，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加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举世华人无不欢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荷兰殖民当局竟派军警武力干涉，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愤怒的华侨采取闭门罢市的行动以示抗议，荷兰殖民当局进而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 海外华侨对国内的革命活动，始终给予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华侨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都曾经积极参与，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华侨。他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时，曾经做了这样的概括:“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广大爱国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持续关注和捐献的大量物资援助，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孙中山常年侨居海外，深知侨胞疾苦，维护华侨利益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称华侨为“国人”，虽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侨务的机构，但实行积极的护侨政策，规定外交部负责管理“在外侨民事，保护在外商业”。华侨对新生政权也寄予了极大期望。1912年2月成立了华侨联合会，成为临时政府联络海外华侨和处理华侨事务的得力助手，进一步密切了华侨与祖国人民间的联系。“泗水事件”发生后，华侨分别致电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请求保护。泗水华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国内朝野各界的广泛关注，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的呼声响彻华夏大地，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护侨行动。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尚未被荷兰政府承认，在孙中山主持下，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1日致电主掌北京大权的袁世凯，述说荷兰军警的暴行，痛陈此次外交事件“事关国体民命”，请转饬驻荷兰中国公使刘镜人与荷兰政府进行正面交涉，“以存国体，而慰侨望”。同日，王宠惠又致电巴达维亚华侨，表示慰问，并告知“已尽力向荷使交涉”。2月23日，王宠惠再次致电袁世凯，转告荷属孟嘉锡侨民代表述说的“泗水事件”的最新发展事态，指出荷属华侨为抵制荷兰当局的暴行而举行罢市以示反抗之后，荷兰军警掳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临时政府请求合作交涉的建议，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回应，王宠惠又于25日致电北京当局，指出泗水侨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初立，岂尚忍如满清政府放弃责任，漠视侨民”，若不速为拯救，侨民的生命财产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2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王宠惠将上述要求通知荷兰外交部，并将对荷交涉的四项条件电告北京当局。2月28日，临时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以此对荷兰政府施加压力。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举措，既考虑到了国内的政情，又兼顾了中国当时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它的处理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是值得肯定的。在临时政府屡发数电之后，袁世凯才回电称“华侨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在国内舆论和临时政府的催促下，北京当局也屡次致电驻荷兰公使刘镜人，要求其竭力与荷兰当局交涉。
在南京临时政府积极争取与北京当局合作交涉之际，华侨联合会等民间组织也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发动舆论声势，争取事件的早日解决。3月1日，华侨联合会致电尚在北京的华侨联合会会长汪精卫，指出“泗水事件”“乃民国第一次交涉，如是失败，则外侮纷至”，请求调和南北，迅速交涉。3月6日，又再次致电，述说泗水最新情况，指出若只是通过公使的电报往来，势必使事件的解决旷日持久，而侨胞的损失亦会无形增大。上海公民急进党致袁世凯的电文更是词真意切，指出“泗水一案，尤宜坚持，弗轻解决。吾民等血泪矢誓，当为国涤羞。愿君努力，共挽国权”。广大民众的舆论呼吁，激起了国人的爱侨义愤，各界的通电纷至沓来，如雪片般汇成护侨的强大洪流，使荷兰当局看到了中国不同以往的护侨情结，不得不采取妥协避让的策略，加快了事件的解决进程。
由于中国政府立场强硬，民众情绪高昂，经反复交涉，迫使荷兰政府不得不释放所有被捕者，并答应如下条件：一、惩办杀害华侨的凶手；二、优礼安葬被害华侨，抚恤家属；三、受伤华侨除由荷兰政府负责医治外，并给予调养费；四、华侨财产损失如数赔偿；五、荷兰政府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南京临时政府在“泗水事件”交涉过程中，一改晚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上软弱可欺的局面，为在海外忍气吞声的泗水侨胞争得了合法权益，“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使近代中国外交有了新的生机，也是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活动中的闪光点，赢得了海外华侨的广泛赞誉，使海外侨胞第一次感到独立的中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