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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文集》自序

作者:杨天石




  年轻时喜欢文学,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没有想到,命运却让我研究起了历史,而且竟是一条不归路。这辈子,没有重温旧梦的可能了。
  历史如流水,是已经消失的过去。从严格意义上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自然,人也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段历史。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借助文字、图像等手段,表述已逝的人物、事件、事物、群体、社会或自然的变迁,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帮助读者认识、了解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在这块领域内,容不得任何歪曲和虚假,也不能允许一切有意的粉饰、增减与遮掩。
  历史学家为了再现历史,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观真实,其第一步是收集相关的实物、档案与文献。宋朝的哲学家朱熹提倡“格物致知”,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与他理会过。”朱熹所说的道理看来有点“迂”,但其精神完全适用于历史学,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史。一件史料看不到,就有可能造成历史学家认识的缺失或谬误;而一件或一批新史料的发现,就可能接续历史残缺的链条,填补前所未知的空白,或是揭开迷雾,使某一段晦暗不明历史顿时开朗。
  近代史料的特点一是多,多到要用浩如烟海四个字来形容。二是分散,这里收藏一部分,那里收藏一部分。近代史的研究者要将这些分散于各国、各地的资料都收集起来,才有可能做全面的研究。我自己就常有这样的体验:研究一个问题,除了看收藏于大陆的各种类型的相关资料外,还要看国民党人带到台湾去的,以及美国、日本等国收藏的档案。资料多,又分散,当然会给近代史的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但是,不会有古代史研究者常有的“文献无征”的遗憾,许多历史疑案常常有可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史料”的情况多种多样,有真有假,纷纭歧异,同一事件,可能众说不一,甚至互相对立。历史学家追寻本相,首先要对“史料”进行严格的、科学的检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丰富、复杂的“史料”中淘筛出那些真正反映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的“史实”来。这种对史料进行检验的方法之一就是考证和分析。只有经过科学的考证和分析,确保“史料”真实无误,才可能写出真史、信史。既往的史学研究证明,误用“史料”是危险的,不经考证、分析,轻率地取己所需也是危险的。
  历史学家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有那个特定环境中的真、善、美理念;历史学家也都生活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会接受前人和他人的学术遗产。因此,当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前,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对研究对象的这样或那样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正确的观念会使研究者神清眼明,而错误的观念则可能造成误导,使之在“史料”选用、“史实”叙述等方面出现偏差。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史学家作出历史判断的基础是“史实”,而不是某种先入之见。同理,检验史学判断的唯一标准也是“史实”。一切既往的、现行的史学判断都要接受“史实”的检验,符合者为真判断,应该坚持,反之,则为假判断,应该推翻。
  历史学家不可能单纯地记录历史,在再现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史学家会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作出种种分析或评价,同时也表达自己的爱憎,借以褒善贬恶,扬清激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高度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史实”中自然引申出来,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离开了历史真实,一切解释、分析、评价、褒贬都是沙上楼阁,无论多么高大辉煌,终究易于倒塌。
  以上所述,可能属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识,但是,愈基本也就愈重要,它们是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准绳。“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至于做得如何,就要请读者评判了。
  我离开大学已经四十余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近代史研究也已近三十年。古有“学书不成则学剑”之例,对我说来,是从文不成则从史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历史学有其独特的魅力,除需要才能、智慧之外,还需要理论、思想、学问、见识、阅历和毅力,有时还需要勇气。中国近代史有广大的原野需要开垦,许多已经研究过的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有些公认的结论也还可以进一步推敲、斟酌。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耕耘的辛勤,就会有收获的愉悦。2004年10月,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贵州山行》:
  不畏崎岖径路艰,只缘贪看贵州山。
  平生已惯颠簸苦,大趣常存过险关。
  从表层看,它写的是登山观景,但是,它也可以用来说明个人学术研究中的感受。
  多年来,我研究过文学史,也研究过哲学史,但归宿则在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除专著与小册子外,写过大小学术文章二三百篇,出过几本集子。今从已经发表过的近代史文章中选出三十余篇,献给关心这一领域的读者。其中早者写于1961年,晚者写于2004年冬。某些“少作”,以前修订过,这次编集,为了保存走过来的脚迹,除订正个别史实外,一律不再改动。
  2005年1月
  (说明: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中的一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