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要党员不要上将”的韩练成
作者：韩 兢
信仰的力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7月中旬，韩练成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集训后，立即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邀去作彻夜长谈，韩表示愿意去抗战前线。第二天，白推荐韩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高级参谋，并指派为李、白与各方联络的军事代表。
8月中旬，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了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白向周介绍韩：“他在北伐时是我们东路军的骑兵集团司令，跟我一直打到了山海关。”韩对周敬礼尊称：“周老师。”周、叶当然地认为韩是在桂系的黄埔生。
1939年3月底，韩练成到广西，任第十六集团军第一七○师副师长兼五○八旅旅长，因在桂南战役中指挥得当，升任一七○师师长。1940年春，蒋介石到柳州召开军事会议，发现韩练成已在桂系担任了师长，非常高兴，给了他一笔5万元的特支费，要他与各方人士联络感情，站稳脚跟。
1942年5月，韩练成由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职上调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做研究员，逐步形成了多军兵种合成作战、军训、军制等国防战略层面上的思维体系，撰写过《动员学》、《论国防教育》等论文。
韩练成一边潜心研修，一边梳理他的人生轨迹：从军17载，以他当时的军衔、职务，在军中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他仍然有一种苦闷、压抑、孤独的感觉，总觉得报国投错了门。早在1933年3月，韩得知好友关麟徵率部在古北口长城勇抗日军时曾兴奋不已，他求见蒋介石，要求去关部参战，受到了蒋的冷遇。蒋对韩“不懂政治”的求战举动很不满意。这让韩体会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抗战军兴，韩在重庆、在桂林、在国民党各派系的军队中，很难看到革命的气息。国难深重，国民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却仍在明争暗斗。以韩的观察，只有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朝气，坚持了抗战。
6月，经过缜密的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他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了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单独会面。
由于与周已不是初次见面，又有“黄埔师生”关系，谈话直入主题：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则谨慎地表示，目前国共合作，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军上层发展党员，希望韩在国统区、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在谈话就要结束，准备分手时，周突然问：“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冯玉祥）解围，是怎么回事？”韩介绍了他与冯的渊源，周又问：“那么，‘四一二政变’前后，你也在西北军了？有一位，也姓韩，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惊呆了!半晌才说：“我就是韩圭璋。”周恩来也吃了一惊：“你就是?”周告诉韩，他是从刘志丹处知道韩圭璋的。
从此，韩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韩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除了周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其他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在韩练成投身北伐的初期，虽然他已经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情，有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但他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对前途的选择仍然多是在利害、利益这两种取向中摇摆。抗战爆发，责任和道义开始出现在他的选择取向中，他经常思考作为军人的意义，他逐渐固化了救国救民的人生目标，个人的利害和利益已经微不足道、已经无所谓了。直到他下定决心追随共产党，他的人生取向就再没有改变过。而这种责任和道义的取向选择一直跟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
1950年1月，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曾当着彭德怀、习仲勋的面说，我问过周总理：韩练成“是蒋身边的红人，并非常人从表面上看到的‘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跟共产党走？”周答：“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3年5月，韩练成从国防研究院毕业，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韩同时也担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
侍从室不设主任，设三个处，俗称侍一处、侍二处、侍三处，三个处的主任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当时的侍一处主任是韩在第十六集团军时认识的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副主任兼侍卫长是俞济时；侍二处主任是陈布雷；侍三处主任是韩在江苏时认识的陈果夫。侍一处主掌军事，侍二处掌政治、党务，侍三处掌人事；处以下各设三个组，依次称侍一组、侍二组......侍九组，其中以主管军事参谋业务的侍二组和主管政治、党务的侍四组综管军、政机要，是侍从室的核心。
侍一处的组长、参谋大部分是黄埔、陆大生，韩在侍从室侍二组、总长办公室两处都有单独的办公室，当时的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他对韩不近不远，工作内容也不多，韩在侍从室的时间反而比在总长办公室长。
由于中原大战救蒋有功、军衔较高、在参谋总长办公室担任参谋组长等因素，韩在侍从室内的地位比一般的参谋要高一些，也被人称为“组长”。蒋曾亲自介绍蒋经国、蒋纬国与韩认识，他们称韩为“师兄”，韩自然而然地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在大批黄埔将领中也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
1996年5月，一位和蒋纬国私交甚好的台湾世家子弟告诉笔者：“纬国将军说令尊是隐藏在老总统（蒋介石）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4年7月，韩练成调回广西，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在多次军事会议上，与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座位相连，互通情况更为方便。
8月底，日军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桂林、柳州进攻。第四战区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尽管国军奋力抵抗，由于没有新的增援部队投入，桂林、柳州11月陷落。1945年2月，蒋介石乘“桂柳会战”失利、追究责任之机，下令撤销了第四战区、第十六（桂系）、第三十五两集团军、第三十一军（桂系）、第三十七军番号，撤换了包括夏威（桂系）在内11名将级军官的职务，而在蒋桂两方面都深受信任的韩练成被任命为第四十六军军长。1945年3月四十六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夏威）。
5月下旬，韩率第四十六军反攻；月底，攻克宾阳；6月初，攻克迁江；6月底，与第二十九军配合攻克柳州；7月以后，第四十六军连续攻克镇南关、雷州半岛，打下廉江。
海南受降与“琼纵”演了一场“三岔口”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韩练成率部渡过琼州海峡，以国军第四十六军军长身份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集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告诫韩：希望韩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全局观念统御海南，在此阶段作出成绩，他要看韩“有没有作封疆大吏的能力”。
去海南之前，韩练成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当时，正是“三人小组”和平调处时期，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压力下，蒋介石还不能公然以武力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但海南是一孤岛，琼崖党组织及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还没有被提到“三人小组”的议程上来，华南战区受降主官、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在舆论界发表言论，不承认岛上有共产党，另一方面密令韩练成第四十六军加紧布置：在一个月内消灭琼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