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日本推行“河豚鱼计划”始末
作者：何立波
觊觎犹太人的财富，是日本推行“河豚鱼计划”的原动力之一
在世界各地的排犹运动中，沙皇俄国也出现了一批激进的反犹主义者。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致残86人，轻伤500人，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损失约数百万美元。这件事给犹太人留下很深的记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站在了日本的一方。他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帮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颂扬雅可布·歇夫，历史书上作为一章来叙述他。日本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邀请歇夫共进午餐。在日本国内，有一批亲犹人士，对世界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十分迷信。
日本“河豚鱼计划”最初的实施地点，就是日本统治下的所谓“满洲国”。日本人选中中国东北，和哈尔滨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哈尔滨曾是近代犹太人在东亚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894年第一位犹太人定居哈尔滨到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迁居至此，最多时达2.5万人。他们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这里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养老院和墓地，以及大规模的犹太会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强占了中国东北。在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犹太人受到排挤，犹太商社日益减少。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特别是中东铁路转卖给日本后，使一些为铁路员工服务的犹太零售商失业，许多犹太商店倒闭。自1932年至1936年间，犹太商店倒闭25户。在日本势力支持下，哈尔滨的一些白俄组织，进行疯狂的反犹活动，绑架犹太富商，打碎犹太教堂玻璃，进行反犹宣传，致使大批犹太人陆续离开哈尔滨，前往天津、上海等地定居。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人社区，就哈尔滨等地犹太人遭迫害一事，向日本外务省次官重光葵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虽然开始时日本人对哈尔滨犹太人采取了打击政策，但是中国人民对犹太人非常友好。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在评述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时激动地说：“在那难忘的年代，无论是政权的更叠，还是时局的变化，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当时，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崇高情谊的呵护下生存、发展的。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
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日本开始拉拢哈尔滨犹太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向关内步步紧逼，引起了英美法苏等国不满，它们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剧。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
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以经商而闻名的犹太人。日本的一些所谓的“犹太问题专家”，如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鲇川义介、小迁等人，纷纷提出以实行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在“满洲国”的统治。1934年，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首次明确了“河豚鱼计划”的说法。
在这些“专家”中，鲇川义介是一位颇具影响、地位较高的人。他是二战前日本的主要企业家之一、钢铁巨子，和犹太人有过交往。他在访问中国东北之后，认为在欧洲排犹运动甚嚣尘上之际，如果能把欧洲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来，那么不仅能够开发“满洲国”，而且还可以让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有兴趣来“满洲国”投资，在幕后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也会停止对日本侵略的攻击。
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需要改变对哈尔滨犹太人的政策，于是日本人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上层人物交朋友。“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到哈尔滨访问，与犹太人领袖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1937年12月，犹太人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哈尔滨、上海、日本神户等地。安江仙弘和在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职的樋口喜一郎将军参加此会。樋口喜一郎在会上说：“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这次大会上，犹太人通过了一项送给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自有其如意算盘。其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其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同时，日本政界要人认为，在侵华战争中，可以利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产，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期间，日本政府采纳了犹太问题专家提出的一些措施，如允许哈尔滨、上海、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在一起召开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犹太资本“开发满洲”，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等地持默许态度，千方百计与美国犹太人组织拉关系，希望通过他们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没有达到其初衷，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华犹太人的处境。如在上海，日本当局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采取了不干预政策。日本还先后在上海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1943年2月之前，犹太人在上海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可以从事其宗教娱乐活动，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1年初，一千多名波兰犹太难民持过期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日本政府网开一面予以收留。以后，又出于不愿得罪盟友德国的政治考虑，同年把这批难民移送上海。
“五相会议”之后，日本政府开始打犹太牌为其战争服务
1938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参加会议的有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五相之间在对犹政策上存在着分歧，但是都基本认可了犹太问题专家的构想。
“五相会议”召开不久，以安江仙弘等人为核心的“犹太问题专家”，又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鱼计划”更加翔实。
补充后的“河豚鱼计划”的文本长达90页，内容庞杂，其要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计划，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这个问题，专家们还存在着争议，没有定论。其实，“河豚鱼计划”中的其他内容，也多是纸上谈兵，在实践中没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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