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
作者：龚育之
（十）关于国家档案和个人档案
《二○○四年我的读书单》在提到杜高的《又见昨天》时，一并提到李辉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这是一本奇书。奇就奇在是李辉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了“劳改犯”杜高的全部劳改档案，并在征得杜高同意的情况下予以公布，编成此书。杜高应不应该劳改，有关部门已经作出改正结论，这里无需再说。但是，既然在国家的公安部门接受劳改，这种档案本来只应该保存在公安部门，现在竟然流入了旧货市场。
流入民间进了旧货市场的国家档案，大概还有。一位不相识的民间收藏家给我送来一份他从旧货市场购到的档案，请我鉴定，看是不是真品。这是开国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预备会议和第一次正式会议的签到簿和记录纸。正式会议的记录还经过修改，改动的笔迹很像是毛泽东本人的笔迹。历史情节是完全符合的，这我能鉴定；但档案是不是真品，我无法鉴定。我介绍他找中央档案馆。结果，档案馆告诉我，真有这件档案！不过现在还存在档案馆，那么人家送来请求鉴定的，就应该是复制件了。这样重要的档案怎么会那样精美仿真地被人复制，原件或复制件怎么会流入旧货市场，我就不知道了。
国家档案流入民间市场，这应该是个别的违规行为。但是，大量的个人档案：笔记、记录、日记、书信、照片、手稿、抄件、存件，收藏久了，成了有历史价值的档案。这是合法地保存在民间的。现在人们很注意保存、搜求、发掘和利用民间档案。一般地说，这对历史研究有价值，特殊地说，有些对党史研究也有价值。苏星的《1961年陈云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记录》，就是利用个人档案整理出来的一部党史资料书。做好这类档案的发掘、整理、公布和利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说到整理和公布个人档案，整理的科学性就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宋云彬有一本日记，后人把它题为《冷眼红尘》给出版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知书上的文本同他的原始稿本有一些差别。在《党史札记》中我写过两篇谈建国初救国会解散的文章。对为什么解散，只看到解散时宣言所说的原因，不知还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别人给我提供了一点深层的材料，也还是弄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文章发表后，收到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年轻同志的信，他说，宋云彬日记里曾记载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周恩来、李维汉到北京饭店，跟救国会的几个代表谈话，提到一种设想：将来留一个民革，一个民盟，一个民建，其他民主党派就不要单独成立了。宋云彬这一时段的日记曾经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里面有这个材料。在现在出版的《冷眼红尘》中，把这一天的日记删去了。我不知道整理者为什么要删去这个材料。没有什么政治忌讳嘛，只是一段历史嘛，只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有过的一种设想嘛。当时，救国会解散了，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几个民主党派也合并为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了。只是后来思路改变，其他民主党派的解散或合并才被劝止。我觉得宋云彬日记的这一条，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幸亏日记两度发表，被细心的读者把被整理者在出书时删去的地方看了出来。如果过去没有发表过，读者只能看到《冷眼红尘》，就不能从这里知道这段历史了。这种加工，我看一般没有必要，损害了史料的价值。
（十一）关于党史刊物
再说说读党史刊物的感想。还是限于我读到的，说白了，就是送给我的刊物。
研究性质的刊物，如《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还应该加上《党史研究与教学》等等，我都经常翻翻，并且时有所获。从我的兴趣说，我欣赏的主要是提供了新的史料的文章。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系统的史料，我就不大读了。《中共党史研究》译载的一篇文章，解开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那份追述报告中提到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两个电报之谜，我在《党史札记》里谈到了这件事情。《当代中国史研究》上有个小专栏，叫“国史札记”，时有引人注意的小资料，可惜没有注明资料的来源。是从档案中查来的？还是从当事人或知情者那里听来的？不说明，就让人不能放心引用。对于一个研究性质的学术刊物，这类学术规范还是注意一点为好。
通俗性质的刊物，如《炎黄春秋》、《百年潮》，我每期必读。地方上的这类刊物，我也翻翻目录，选读有兴趣的文章。读通俗党史刊物，也是时有所获，不胜枚举。比如，最近这一期《炎黄春秋》上白介夫的《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就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讲一位归国科学家坎坷而悲惨的命运，讲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同他的交往和愧悔；还有去年张根生的《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也是难得的一篇。我想如果只有前一类刊物，没有后一类刊物，党史文章大概就主要限于党史界内阅读，叫做“体内循环”，很难影响到界外了。有了通俗性质的刊物，在读者中的影响就扩大了。胡绳主张和支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正说明了这种远见。
我读这些刊物，除了时有所获外，有时也有这样的感觉：编者过分渲染“揭秘”、“内幕”、“鲜为人知”。也许是为了招徕读者吧。但对研究党史的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鲜为人知，几乎是人所共知，说得挖苦一点，大概只有编者不知或故作不知。在低水平上重复过多地炒作已经熟知的题材，我觉得不是办刊的方向。当然，通俗刊物的读者一般党史知识不那么多，阅读范围不那么广，对党史研究者已熟知的东西也许还不知道，所以，向他们介绍这些近乎共知的东西还是有益的。但是，从刊物的质量和对积累党史成果的责任来说，主要还是提供当事人或相关者的亲历亲闻，或者是写作者对有关历史事件的新的研究，而用可读性比较强的方式表达出来。用剪刀和粘贴写出来的文章，不可能提高刊物的声誉。
地方的刊物，发表关于当地党史的文章，如广东的刊物发表的关于建国初广东公安局“二陈”被错误处理事件的文章，四川的刊物发表的关于六十年代初期“萧李廖”因为向中央反映当地饿死人的严重情况被打击事件的文章，都属于提供重大事件信息的记述文章，价值是很高的。
还有一份周报，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也是我每期必读的。这份周报不是党史报刊，但时有党史文章。沈宝祥在周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根据他亲历的记忆和他个人所存的档案，写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编《理论动态》推动拨乱反正的经过。最近预告，就要出书了。他今年还重版了另一部书，改书名为《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是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的一种表示吧。
（十二）关于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
前面说到党史研究成果许多并非出自党史学界内。什么叫党史学界内？大概是指在党史研究和教学机构内工作的人员吧。但是，这样来定义界内外，是不是太狭窄了？不但那些高级领导干部、在领导身边的秀才和翻译、写自己经历的普通人，不算党史学界内，就是那些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工作者，写了党史研究著作，也不能算是党史学界内了。还有，那些专门从事有关党史的研究或用很大精力从事有关党史研究的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作家、记者、出版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以及离退休者，都不能算作党史学界内了。学界何必划得那么清那么严呢？
还有，所谓“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能不能够界定和划分得那样清楚？中央和地方的党史研究机构的经审定和批准的职务著作，也许可以叫做官方党史学，但是，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也会有而且必然有个人著述，这算不算官方党史学呢？党的领导人的回忆，也许可以叫官方党史学，但是算到哪个级别为止呢？算到哪个级别就不算了呢？还有一种看法，合乎官方观点、合乎党的历史决议的党史研究，叫官方党史学，不合的就叫民间党史学。这样划分也难。首先，由谁来做这种鉴定？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门科学，党性很强，而对共产党人来说，党性又内在地包含两个侧面：民主集中的组织纪律是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党性；服从党的决议是党性，服从事实、服从真理也是党性。党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或者应该是能够求得统一的。所以，党史科学中的观点，归根到底，还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事实的检验。这样才能有信史、良史。其次，党的历史决议也要与时俱进，建国以前的历史决议不必说了，建国以来历史决议通过以后，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在历史总结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再次，历史决议只能判断党史上的重大是非，还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历史决议并没有做出判断。总之，研究的空间很大，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所以，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才能拉近距离，相轻相讥，只能互相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