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持久抗战 越抗越强
作者：徐 焰
将民族、民主革命双重目标相结合，提出持久战的构想
1938年春天毛泽东所写的《论持久战》，是在统一战线背景下，立足于全国抗战指导而发。若仔细追溯毛泽东指导抗日战争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持久作战的思想，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便已经形成。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便在全国各党派中最早提出进行全面抗日，不过由于当时中共领导的红军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中，除了东北地区的少数游击队外，主力部队还不能对日作战。1935年8月，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12月间，这一消息又由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张浩，带给刚刚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如何对日作战的问题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思考之中。
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进入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和荒凉的陕北小城保安，见到了毛泽东，马上为这位年长自己14岁，“阅历却比我丰富不知道多少倍”的领袖所吸引。毛泽东用了几个长夜同斯诺长谈，这位美国记者记下了谈话中对中日战争前景的预测──“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国民党的力量荡尽以后，红军的力量就迅速壮大起来了”。
“主席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我都逐字逐句地记录了下来。研究载于我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译按：即《西行漫记》）一书中纲领的人，都可以看出，当日本人把国民党和西方国家从中国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从而留下一种政治真空时，共产党人是多么愿意奔赴广大的内地，并把农民组织起来。”
至于毛泽东讲的对日是“持久斗争”会是多少年呢？斯诺在谈话中记下的具体说明是： “抗日战争可能打十年，而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革命力量人数会更多，装备会更好，而且更有经验，更得人心，从而作为主要力量出现于亚洲东部。”
斯诺对整个谈话总结说：“毛泽东主席并不隐瞒那些目标，而我在报道中也没有避过它们而不强调。他决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要最后完全夺取政权。抗日战争不过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罢了。他从容沉着地相信，日本会给中国带来‘机会’──它事实上已经在这样做了。”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半年之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基本结束了国内战争，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重新开始了合作谈判。日本入侵节节深入的亡国危机，使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民党当局虽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敌视并力图消灭共产党的目标却未改变。
查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讲话，以及国民党中央发布的文件，从未用过“国共合作”一词，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讲什么“允许共党输诚”。卢沟桥战事爆发后，周恩来于7月14日上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文件交给蒋介石并希望发表。蒋介石开始还提笔改了两个句子，随后又压下不发，因为以政府名义发表中共的文件，等于承认了“国共合作”这一概念。
周恩来后来对蒋介石这时的心理有一段描述很贴切，可谓入木三分： “他们原则上不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它的基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已成为不可改变性，它也只好承认事实，……因此，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习惯中发展。”
在这样一种“不公开法定”而只有“默认”形式的国共合作中，面对国民党的敌视压迫态度，中共中央既要进行抗日斗争又有效地保存和发展自己，关键在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按照中共于1935年发布《八一宣言》时的建议，是准备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红军参加抗日联军并保持独立性。西安事变前，中共中央曾计划以西北的8万红军再联合17万东北军、4万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政府”，背靠苏联并得到武器和物资援助，如此共产党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就大不一样。然而1937年西北形势发生了不利变化，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出陕西，红军西路军又覆没于河西走廊，中共设想的控制大西北的目标就此不可能实现。这时西北红军虽扩充了人员，所有脱产人员，包括学生和残废军人都加在一起总数只有7.4万人，其中总部机关4000人，野战军4.2万人。国民党政府却有170万正规军队，中央军又占60个师80万人之众，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建立全国“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要求，便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
在这种力量对比下的红军改编，共产党形式上的让步只能更大一些。在国民党发饷并承认有独立指挥权的前提下，红军要编入“国军”，编制只有3个师4.5万人。当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对此总结说：“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
在向国民党做一些不损害根本利益的让步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把现实斗争与长远大目标相结合，要把抗日民族斗争和最后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相结合。
这时，中国同日本相比处于弱势，共产党同国民党相比更处于绝对劣势，要改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持久战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都讲持久战，却有着本质区别
1937年夏全面抗战开始时，日本综合国力远强于中国，不过日本的战略弱点是野心太大，多方树敌而失道寡助，中国则能专心抗日并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日两国间的基本战略态势，也决定了日本利速决，中国利持久。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陆军主要假设敌一直定为苏联，海军主要假设敌为美国，对中国则以轻蔑态度不视为主要作战对手而称为“膺惩”对象。按1937年夏天前的日本陆军动员计划，战时预定动员50个师团，将以35个师团对苏，15个师团对华。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天皇问陆相杉山元何时能解决“支那事变”，这位陆军大将保证只需三个月。
针对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处境，国内不少有识之士也认为，只有采取持久消耗才对华有利，并能争取到国际援助。如抗战初期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近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便提出一个拖垮日本的方法，那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们讲和！”根据南京政府战前的部署和前些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看，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也做了内迁工业企业，准备持久作战的准备。
卢沟桥战事开始后，南京政府于1937年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确定以持久抗战为方针。不过当时蒋介石等人仍心存侥幸，盼望在国际干预下速决。“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时任训练总监的唐生智曾回忆蒋介石对他坦言说：“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国民政府调动全国三分之一军队于淞沪狭窄之地，采取李宗仁等人抱怨的“以人海填火海”的硬拼战术，主要是期盼国际干预迫日本止步。此时英法苏的战略重点却在防范德国，美国又奉行孤立主义，除苏联提供军火外，其他列强对日本连经济制裁都未采取。南京失守后，蒋介石感到国际干预难于实现，12月17日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宣布：“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此后国民党也讲持久战，其采取的方式和基点与共产党却有着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