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编后记
作者：何 理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第一个高潮。其后二十多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富的成果。中央和军队有关部门编写和出版了大量档案、史料和重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指导性的依据。抗日战争史研究在前一阶段解放思想，形成基本格局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它不仅走出了原来的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体系，而且突破了单纯的国共两党抗战或简单的军事政治史的框架，向着全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全面的全方位的研究格局发展，涌现了大量有影响的成功之作。
不言而喻，在这个情况下撰写抗日战争史，任何一个作者都会首先考虑当前学术界的这些研究状况。所以，在这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即将出版之际，我也想对其中若干问题作些说明。
书 名
在1985年撰写第一本《抗日战争史》时，起初拟定的书名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当时在“前言”中说明，该书主要内容是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和敌后根据地，同时对国民党军队及正面战场的作用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并且引用毛泽东的说法，“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范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党派、势力都属于人民范畴。现在看来，这无非就是给自己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而已。但是因为一位学术前辈不大赞同而作罢，就使用了《抗日战争史》的书名。
这次使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这个书名就算是一个心愿吧，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对这场战争本身的理解。
抗日战争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它的人民战争性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以“时代的不同”为主题，反复论证了中国抗战进步性、正义性和人民性。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中国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民众的爱国运动和爱国军队的抵抗，全国抗日军民的持久抗战，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充分展示了抗日战争人民战争的本质和威力。我很欣赏邓小平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题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深刻反映了这场伟大民族革命战争深刻的历史内涵。
抗日战争的整体性研究
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抗日战争作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的整体性，不同程度地被分割了，或歪曲了。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对抗日战争进行整体研究，是若干年以来学术界达成的主要共识。我认为，对抗日战争的整体性研究，应包括战争的整体性和社会的整体性问题。因为不从战争的整体上研究抗日战争，就不容易说明这场战争的全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不从社会的整体性上研究抗日战争，也很难说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只有从整体民族战争的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考察，才能全面把握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客观评价国共关系以及两个战场的关系、作用和地位问题。
抗战伊始，共产党和国民党即分别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作为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政策主张。本书注意阐述国共两党在政治路线、战略方针等方面的根本分歧的同时，也着重说明了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派、各军在团结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以及抗日外交等方面基本的统一和原则的一致；国共合作关系中有“摩擦”，也有“调整”；独立自主，离不开战略的统一；强调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基础；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基本战略格局和胜利的基础，是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国共合作抗战之军事、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本书指出，国共两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摩擦及局部冲突的基本根源，在于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之民族革命战争及民主主义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在于两党不同的民众政策和社会政策，包括诸如关于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抗日战争与政治民主、民众动员、社会进步等关系的不同的理解和对立的政策。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属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共两党不可能达到基本的统一。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否定抗日战争作为整体民族战争的基本事实。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复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关键时期。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仅取得了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而且动员和组织了民众，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人民民主革命阵线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抗日根据地和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民主力量，代表了新兴中国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走向复兴和民主的决定力量，为新民主主义中国奠定了社会基础。
旧中国是一个极度缺少民主的社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是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1938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虽然是国民党“邀请”的政治咨询机构，但也是全国各党派力量团结抗战和国民党“开放民主”的重要表现。1939年9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共及民主党派参政员提出多项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保证各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改革政治，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促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等，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会议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宪政问题作为抗日民主运动重要目标，引起国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关注。各抗日党派的领袖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关于宪政问题主张和建议。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和民主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39年10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重庆联合“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主张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吏治清明，铲除贪污，学术思想自由；同时提出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实现国家统一，“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等主张。统一建国同志会实现了在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力量”的初步联合。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以交通阻塞， 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宣布延期。因为国民党方面根本无意真正实行宪政，所以，所谓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自此之后，就不了了之，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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