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庐山会议前陪彭德怀访东欧
作者：朱开印
彭总对外国人不卑不亢
我记得，第一次走上国防部五楼去见彭总，在门外喊了几声报告无应声。我刚转身要走，门开了门内站着彭总。我立即向他敬礼，念了一串报告词。他“嗯”一声，回到他办公桌前坐定，问道：“朱开印，你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呀？”
我说：“没有呀！”以为他要审查一下我的历史。
他说：“没当过国民党来这套干什么！坐下嘛！”
我和他隔桌坐下了。心想，不是刚规定了一套的吗？
他推过一份文件，正是我事先送来的一个书面报告，内容是苏联军事顾问要求参观某个工程的。他说：“我们今后要常在一起商量问题，就免了这套过场戏吧。”接着他开始谈正题：不能让人家随便接触我们的军事机密。以后对他们的这类要求不表态就是了。
以后，彭总继续地透露了他和苏联人打交道的几个原则——
不能凡事一边倒！倒久了，你自己两条腿干什么，还站得起来吗？
不是“一边倒”这句话不对，帝国主义搞封锁，和我们过不去，我们只能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那个意思，什么都依靠人家，惟命是从！
干什么都得心里有个数，得多长个脑子，老公老婆还有个翻脸的时候哩！
热情，但不要天真；谦虚，但不是跟着人家的屁股转！
……
那时，我们外事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苏联军事顾问打交道。彭总很强调向他们学习，曾经给一个部队题过词：“把苏联军队建设的先进经验学到手”，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我曾见过他专门请了苏联专家给他讲苏联卫国战争史，讲战例，讲军事科学方面的新成果；在听取一些顾问到部队视察的汇报时，彭总是一再征询他们的意见，他边听边记，虚心得像个小学生。当苏联卖给我们一些在当时算比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时，他常去现场察看，请专家讲解装备性能或当场请他们操作表演。难得高兴的彭总对武器的兴趣可不同一般，就像一个老人见到可爱的婴儿，满脸堆笑，围着它百看不厌，还亲切地和在场的苏联人握手，用他仅仅学会的俄语说：“谢谢，非常地感谢！”
但彭总可容不得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当然，所有苏联人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彭总不可能对他们中谁当场发火，给他们难堪。但我却有机会看到他在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时，对某些外国人可是不客气的。
那时，各部队时常反映一些苏联专家盛气凌人，动辄训斥我们的干部，有些甚至是比他们军衔高的干部。彭总听了很生气，当部队干部讲了这样一些事例后，他说：“这不怪人家，怪我们自己，我们有些人缺了点骨气，缺了点主人家思想！以后再遇到这类事，你们就要告诉顾问同志们，这儿我当家，有意见等我问到你的时候你再提！”
有个干部在汇报中谈到一个苏联顾问在演习场处罚一个战斗动作不合要求的营长，叫他躺在雪地上不准动，结果这营长被严重冻伤。彭总听了，跳起来质问那个汇报的干部：当时你在哪里？你们军的领导在哪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也处罚一下他，让他挨一下冻！我在，我就叫他脱了裤子挨！
过后有人提出，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的干部和苏联专家发生了顶撞，只能对我们自己人“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使我们在苏联人面前有气也不敢发作，怕犯错误。彭总说：“毛主席是怕我们不学习人家先进的经验和军事技术，摆出你过五关斩六将的老皇历，老和人家顶牛，哪是叫你们看着他胡来也不吭气呀！”
有一次，有关部门安排彭总参加会见一位外国客人，还规定他穿元帅服。彭总一听发了火：又不是小媳妇见公婆，还得梳妆打扮一番？……
决不能因他有这样的性格就以为他对外国人傲慢无理。其实，他对外宾很讲礼，每次都远迎远送，交谈前准备很充分，从不要别人起草稿子。他脑子好使，谈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必要的数字介绍很准确。在倾听别人谈话时很专注耐心，从不打断人家。他表情严肃，不轻易笑，也不没话找话，但每个见过他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你能从他那里得到的都能得到，你不能得到的也一目了然。
195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访，和彭总谈得很投机。最后客人问，您是哪个学院毕业？听彭总回答他只读过两年书，蒙哥马利说：“我明白了，明白了，通过你我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彭总说：“我一直很惋惜，我读的书太少了，没有能力为我们民族干更多些事。”
我们的彭总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原则就像鲁迅先生主张的“拿来主义”，有利的我都学，都听，都拿过来。关于我怎么用，我可要自己当家做主了。我不听人指手画脚，你也别想在我面前摆什么架子!联想到现在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些人又觉得“开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就更感到彭总精神的可贵。他在许多方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榜样和骄傲，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也是如此。
彭总访问东欧
庐山会议前夕，彭总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八国，我是团员，其实是给彭总当个联络员，跑了两个多月，和他接触就更多了，对彭总在国外、在外国人面前的表现至今印象很深。
中国军事代表团是1959年4月初出发，6月返回北京的。彭总是团长，团员有王树声、杨得志等20余人。
这次访问，名义上是加强我们和这些国家军队间的友谊，其实是应苏联要求，到东欧国家去显示一下中苏两国依然是“坚如磐石”般团结的，也给这些国家做一些“团结”的工作。
那时，匈牙利、波兰事件过去不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依然有些紧张，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些动荡不稳，它们的领导人也欢迎我们去，在政治上支持一下，起一种稳定民心的作用。
当时，由于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换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在东欧国家有很高的声望，说话很灵。这次又派了前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去，无疑是担负上述使命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不出意料，彭总每到一地，人民都倾城迎接，欢声入云，到处都是凯旋门、鲜花、彩旗和歌声，万千人流着泪齐声呼喊：“彭德怀，彭德怀！英雄、英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我到现在脑子里还记得，可嘴上怎么也形容不出来。
彭总确实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按照预定目的做了工作，到处讲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但是，当一些国家领导人谈到苏联对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的所谓“合作、互助”都是有一些极不公平的条件时，彭总满脸秋风黑云，头一两回曾使对方产生过误解，无心再讲下去了。后来，代表团一位同志提醒他：“老总，你虚心点呀！别一听到对老大哥的意见就变脸呀！”彭总自己才恍然大悟人家只把话说一半的原由。
后来，彭总向对方毫无保留地表示：不平等就不可能有什么合作，把手先伸到人家兜里的人，谈何互助！当翻译把这话传过去时，对方的误解消除了，但大吃了一惊！
彭总依然完成着他此行的既定使命，呼吁大家团结，以大局为重，全力对付帝国主义的颠覆与侵略。但对苏联当时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行径毫不隐讳他的愤慨之情，并用他惯用的率直表达出来：我原来不知道这些事，到你们这里来使我受到了教育。我将建议我们的党转达给苏联同志一个意见——口号和旗帜是不可能换得人心的！只能以心换心。
彭总向东欧一些国家领导人介绍抗美援朝的情况时说：决不是我们要打这一场战争。我们才站起来，几万吨钢，气还没喘过来哩。是迫不得已，我们才打了这场我们本来打不起，也不是很有把握的战争的！我们是用人头去抵挡人家的武器优势的。可是这个种下了无数中国人头的战场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屁股的债。苏联人给了我们一些武器，大都是他们第二次世界战争用过的、剩下的，可是算的价钱并不低，乘机捞了我们一把，在我们这个立足未稳的兄弟身上揩油，我们忍痛了，没有说话，为的是国际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彭总希望东欧诸国为了团结也能有所容忍、有所牺牲，同时他又忍控不住对只要别人容忍与牺牲的苏联的怒火。他是在一种矛盾心情下说出这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