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访问古巴散记
作者：李向前
一部历史述精神
古共如何处理党的历史问题？它有没有一部关于自己的党史？它是怎样以党的历史来教育群众的？这也是代表团所关心的问题。
据我们所知，古共至今没有出版过1959年以后古巴党的历史。古共中央赠送我们的名为《古巴共产党》的英文小册子，只是一个对古共的简略介绍。
6月12日，我们访问了古巴历史研究所。在党的组织结构上，古巴历史研究所隶属于古共中央意识形态部。但实际上研究所是个级别相当高的单位。所长伊斯基尔多曾任古巴军队上校。所内汇集了一批在古共党内颇有资历的干部。
伊斯基尔多告诉我们，历史研究所正在编写古巴历史全集，全书分为5卷。目前已出版3卷，即从1492年古巴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侵占，到1940年新殖民主义时期的历史。第四卷即1941年至1958年卷已经成书，正在出版中。但是，从1959年至今天的历史，即古巴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的历史，研究所还在“准备”编写中。伊斯基尔多说，之所以是“准备”编写，是因为这段历史还未结束。
所谓一段历史没有“结束”，我们体会是指“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还未最终完结。虽然，古共领导人对外宣传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但古巴显然还没有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而古巴历史研究所的编著计划，是撰写一部古巴通史。因此自然要考虑“特殊阶段”结束这样一个历史分段。
不过，伊斯基尔多透露，古巴历史研究所正在编写一本1925年至2005年古巴共产党史。这部史书应该就是古共党史。众所周知，古巴共产党的前身是1961年由“7·26运动”、人民社会党和“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而成的“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才改称古巴共产党。在这三个组织中，人民社会党原名古巴共产党，是正统的马列主义型政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是以学生、工人为主，代表中间阶级力量的政党。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在性质上最初并不是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也未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后，卡斯特罗在国内推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运动。1975年古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党纲和党章。显然，这样一种复杂的组织渊源和历史关系，使古共历史的撰写变得复杂起来。
巴尔德斯在同代表团的交谈中说，古巴党虽没有写出一部党史，但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是成熟的。他说，我们自始至终都行进在同一条革命的河流中。但跨入河的地点不一样。一个革命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任务。1868年时是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同时要废除奴隶制制度。随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反抗美国扶植的新殖民统治。这是在同一个革命中，又进行了另一个革命，即革命中的革命。这个革命中的革命，以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为标志而宣布结束。1959年之后，我们制定了土改法。这个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1960年实现国有化的变革。1962年进行了第二次土改。这是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它扩大了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的合作，在城市里则确立了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革命中的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
关于古巴何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伊斯基尔多的回答十分明确：即1961年4月15日。当时，美国雇佣军袭击了古巴三个机场和圣地亚哥市（即猪湾事件），造成了大量古巴人的伤亡。第二天，卡斯特罗在哥伦希广场宣读了一篇悼词，其中说：我们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此为标志，古巴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对此，巴尔德斯作了一些内涵性的诠释：即古巴社会主义是以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化、在城市实行国有制度为实质内容的。因为，土地国有的过程，就是剥夺外国势力如美国殖民者的土地所有权。例如，古巴最美丽的海滨巴拉德罗半岛，原来即为美国杜邦家族所拥有。它在土地国有的过程中被收回。仅从这一点看，就可以体会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所具有的民族独立性质。此外，国民的经济计划性也被古共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经济困难的“特殊阶段”，古共曾作出允许个体经济和合资经济存在发展的决策，但目前在政策上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使其无限发展。这同古巴处于美国强大影响和包围的国际环境以及古共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有关。
古共国际部部长雷米雷斯在同代表团会面时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我们应该向我们青年一代宣传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因为敌对势力正顽强地争取我们的青年一代。不论是世界史、国家史，还是人民史，都是好的教材。不光在古巴，在其他国家，情形一样。这里面有一个今后的路向何处走的问题。而要确定以后的道路，很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过去。我们的革命首次使我们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没有古巴革命，很难想象美国不会并吞古巴。我们古巴是19世纪拉美地区最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因此我们的独立战争历史最长。很多人因此牺牲了生命。没有反殖斗争，古巴不可能取得独立。这个历史必须要使年轻人懂得。雷米雷斯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古巴党对革命以及革命中蕴含的民族独立精神，有着强烈的尊重和自豪。他们相信，作为精神遗产，这种革命和独立的历史，是凝聚包括青年一代的古巴人民的动力，是保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源泉。
伊斯基尔多也谈到：古巴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团结”。独立战争中因为领导人之间不团结，不仅使战争遭受挫折，也引来美国的干涉。正是马蒂主张团结，才使革命得到发展。卡斯特罗的重大功绩是实现古巴的团结。他团结了古巴各种利益和各种派别的人。因为这些人都希望实现独立，所以革命取得成功。这种团结目前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伊斯基尔多强调，维护古巴的团结，历史学家负有责任。
古共这些高级干部关于历史学和党史学功能的看法，值得我们鉴借。他们不是简单地为学问而研究学问；他们也不是把历史和党史看作死的、一堆毫无生气的东西。他们强调历史和党史为古巴党当前的战略目标服务，也把它看作是凝聚人民精神和斗争意志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历史和党史研究，发挥了更为强大的育人作用。我们自己同样有用历史和党的传统来教育年轻一代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同样来自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刻本质。目前成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年轻人，是否认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关乎未来中国走向的大计。
访问的最后一天，我们参观了位于哈瓦那郊外的海明威小屋。它正在修缮，被各种装修材料封闭着。不过，这个被海明威戏作“守望农庄”的庭院，依然保持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风貌。园中热带植物龙吟细细、凤尾森森，西班牙风格的望楼矗立其中，十分宁静和优雅。参加西班牙内战之后，海明威在此长住了15年。他于1952年创作出《老人与海》，礼赞生命、讴歌人与自然的抗争。这多少使我对哈瓦那、对古巴有了更多一层感慨：古巴是个美丽而富有斗争传统的国度。它的人民值得敬佩。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他们发挥出巨大的独立与奋斗精神，一步一印地走出艰难，把社会主义旗帜高高地举了起来。古巴人民这种爱国热忱、独立意志和革命坚强，几乎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须知，一个国家的兴旺与否，有时并不简单地由“贫”和“富”来决定；精神的富有，在特定历史阶段显得更为重要。
一百多年前，何塞·马蒂写过一首名为《枷锁与星辰》的诗篇。结尾时，他这样吟道：“给我枷锁吧！哦，我的母亲！我把它踩在脚下；让那闪闪发光又带来牺牲的星星，在我的额前更加光芒四射。”可能，不屈的古巴人始终把自己当作天际上的星星，他们同加勒比海的波涛一起，搏击、闪亮，以致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