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评论《水浒传》毛太公惹的风波
作者：谭家健
蒙冤
原委还得从60年代初期政治形势说起。1960年到1962年，社会经济萧条，学术文化冷清。大约在1962年底，中央有关领导指示，学术界要活跃一些，可以开展讨论，改善风气。这时我在《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工作。这家杂志社在行政上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重大方针政策上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为了开展学术讨论，1963至1964年间，编辑部在文、史、哲、经各学科都组织和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关于金圣叹的评价，就是议题之一。一种意见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敌视农民起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文人。另一种意见认为，金圣叹是被清王朝冤杀的，不能完全否定他。1964年第4期《新建设》发表了湖北作者张绪荣的《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与XX同志商榷》，引来不少文章反批评。同年7月，江苏作者易名(真名金德门)寄来文稿，题为《金圣叹是不反动的封建文人》，支持张绪荣的观点。易名认为，金圣叹批点《水浒》，有些地方是影射明末大奸贼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毛一鹭的。毛一鹭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天启年间曾任江苏巡抚，为魏忠贤建生祠，献媚讨好，贪脏枉法，横行霸道，江苏百姓恨之入骨。金圣叹是苏州人，有切身感受，因而他在评点“解珍解宝双越狱”一回时，便借题发挥，大骂毛太公。说此人“姓便不佳”，“今日此族最盛”，“村中既有毛男，州里又有毛女，毛头毛脑既多，而毛手毛脚，遂不可当矣”。“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易名认为，金圣叹这些话是影射当时统治江苏的恶人毛一鹭的，与广大人民大众立场基本一致。所以，他虽然是封建文人，并不反动。
我看过这篇文稿之后，觉得所提出的见解和论据较为特别，至于给金圣叹的结论是否合适，可以讨论，建议发表。负责该期刊物的副总编辑梅关桦看过之后，同意刊用，于是发排，并列入目录，刊登广告。刊物付印之前，文学组一位陈姓编辑看到文章清样，指着金圣叹的批语问我，这里有没有问题?我说：这是学术问题，可以批评讨论。陈不放心，又向刘副总编辑反映。刘阅后马上说：这是反革命标语。便打电话给总编辑。总编辑立即下令：刊物停印，已印出者不发行，送邮局者火速追回。把易名文章撤下来，换上别的文章，刊物延迟出版。
事情迅速反映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领导指示，调查作者政治背景。获悉：作者系苏州中学教师，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军队，50年代中期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于是建议江苏省委、苏州市委处理。在《新建设》编辑部，则就此事展开讨论与批判。这时政治形势较一两年前已有变化，文艺界正在批评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及写中间人物论等等。这篇文稿理所当然地上升为学术外衣下的阶级斗争。我这个责任编辑，受团内警告处分，下放山东龙口劳动，改造思想；副总编辑梅关桦受党内处分，调派参加山东海阳四清工作团。另一位刘副总编辑，工资由行政13级提升为12级。
对于金德门的处分，若干年后得知：先在苏州中学批判，他不服；又组织几所中学的文史教师联合批判，达八九次之多，反复折磨，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性质，再加上“历史反革命”，弄到农村监督劳动。过了一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再次受到更残酷的斗争。在严重的压力之下，金德门的爱人因惊恐忧郁而患上癌症，病逝。
平反
“四人邦”倒台之后，拨乱反正，冤假错案纷纷平反，金德门提出上诉。所在地区因为当时是中宣部授意的，不敢贸然处理。金先生把文章寄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胡乔木阅后交给当时《历史研究》主编黎澍。黎澍马上派人到江苏调查此事。苏州市委和江苏省委表示，应该纠正；不过，当年有康生批示，而康的问题目前只传达到省部级，还要等一等。不久，康生的罪行逐步公开，金德门的处分便随之撤消。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第5期，全文刊发了金德门写于1964年的文章《金圣叹是不反动的封建文人》，等于为作者公开平反。
80年代初，金德门先生从侧面得知我是当年文稿的责任编辑，且受牵连，于是把重新发表的文章寄给我，并将他的情况作了介绍。还告诉我，与他持同样学术观点的张绪荣也曾受批判，打成右派，现已平反，改名张国光，调湖北大学中文系工作。此后，我和金、张二位有了通信联系。
1982年夏，我参加由湖北省多所高校主办的楚辞研讨会，与张国光先生会了面。1983年夏，我因公途经苏州，专门拜会金德门先生。蒙他热情接待，并畅谈感受。谈到所谓“影射现实”，问题在于“毛太公”“毛一鹭”不该姓毛，姓张姓李便没有事。我告诉他，当时学部领导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最近曾说：“这岂不是文字狱?”至于所谓“历史反革命”，纯属颠倒黑白。1949年春，金先生不满十八岁，参加国民党伞兵团。数月后，该部在浙江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按政策，应属于起义人员。还谈到，由于他近年来身体欠佳，暂时没有上课，学校领导安排编写校史，正在收集材料。我也向他介绍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顺便告诉他，当年发现“影射”有功的副总编辑，“文革”中表现“极左”，曾给许多群众乱扣“反革命”帽子，被称为“帽子铺掌柜”；运动中，一而再，再而三“造反”，整人，屡犯政治错误，结果受到党组织的审查、批判和处分，最终自食其果的竟是他自己。
1984年，我从不久前调文学研究所的同事杨柳先生(籍贯苏州)那里得知，金德门先生患了癌症，正在治疗。又过了一年，杨柳先生告诉我；金先生在与病魔斗争中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手术时要求少用麻药，以免损伤脑神经，影响以后工作；术后以顽强的毅力，积极配合治疗，康复很快；出院后迅速投入工作，并多次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政府给他第二次生命。这种精神，感动了医生、护士和学校师生。人们把他的事迹写成报道，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编成歌曲，在电台和群众中演唱。金先生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后又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听到这些消息，我衷心向金先生祝贺，为他高兴。由“反革命”到劳动模范，真是天大的变化啊。
1987年，我再次路过苏州，专门造访金先生。他身体已基本正常，精神饱满，情绪高昂，正在全力编写校史。期间我还拜访了苏州中学党支部书记，聆听了学校领导的介绍和评价。金先生同时告知我：张国光先生现在担任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由于教学和研究成绩突出，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
1990年，我受张国光教授的邀请，到湖北大学讲学，与他再次畅叙。得知他近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金圣叹和《水浒传》的研究，成果累累，新见迭出，是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专家。对于金圣叹是不是反动，宋江是不是投降派，《水浒传》是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现在完全可以自由抒发己见，不必顾虑是否影射现实，是否符合某位中央首长的指示。张先生心直口快，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学术界也有人不赞成他的某些意见，认为有些“怪”，有些“偏”，但是都认为属于学术问题，平等讨论，没有政治压力，也就心情舒畅了。在短暂几天的讲学活动中，张先生多次沉痛地回忆起1964年的金圣叹讨论和“毛太公”风波。并且说，在当时恶劣的政治气氛之下，谭某人支持他和易名的文章发表，看成是“学术问题”，表现出正直的学术良知，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过去，是委曲；在今天，是光荣！对他的过奖，我愧不敢当。我表示：金、张二位因学术而遭受残酷的打击，实属罕见的委曲；而今又因学术而获得崇高的声誉，实乃光荣的奖赏。历史是公正的，二位可以无悔无怨了。
2004年，我第三次到苏州，拜会金先生。他已按政策列为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干部，离休多年，倾注全部心血的《苏州中学校史》已正式出版。儿孙满堂，生活惬意，身体健康，只是耳朵有些重听。
张国光教授年过八旬，据悉还在孜孜矻矻，笔耕于纸砚之际，老而弥坚，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