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从梁启超《思想解放》一文说起
作者：朱尚同
的确如此。某些今人为之痛心疾首、说也说不清的时弊，“戊戌”一辈、“五四”一辈，乃至更早如郭嵩焘、严复等不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先哲们，早已一针见血指明过，而且比今人讲得更加清楚、明白。时间早已过了近百年，前人看到了，也办到了；或者希望后人能办得更好的事，我们却还在争论，有的甚而成了禁区。
前些日子，为了教小外孙读一点科学、民主与宪政的好文章，买来了经济日报出版社重印的1946年叶圣陶等编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插说一句：恕我以古非今，也恕我三十来年任教师和教育行政工作干部的无知，因为我一读才发现，自1950年以来，中学语文教材的水准还没有赶得上这两套读本的）。
读本中有一篇摘自1919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文章，题为《思想解放》。这篇文章也证明，我们今日的思想和作为，不仅未必都比前人更好，而且有的还在变本加厉地重复前人早已指明的错误。全文不长，照抄于下：
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在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得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的时候，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经过思想之后，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圣人做学问，便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道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这便开了自己思想解放之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这便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启发，互相纠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那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试问那人若非经过一番思想，如何能创造出金科玉律来？我们既然敬重那人，要学那人，第一件便须学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摆脱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建立一家的学说；不然，这学说也算不得他的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学他这一点，倒学他的反面？我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只怕人人变为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过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的真价。倘若说某家学说不许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的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尽可以让青年纵任他们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们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做甚？若认为够得上算人心世道之忧，就请痛驳起来呀！只要彼此应用思辩的公共法则，驳得针锋相对，丝丝入扣，谁是谁非，自然见个分晓。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有什么用处？
还有几句打破后壁的话，待我说来。思想解放，道德条件一定跟着动摇，同时社会上会发现许多罪恶，这是无可逃的。但说这便是人心世道之忧，却不见得。道德条件，本是适应了社会情形建设起来的。社会变迁，旧条件自然不能适用。不能适用的条件自然对于社会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种僵石似的装饰品。旧条件既然不适用，在新社会组织之下适用的新条件却并未建设起来，道德观念的动摇如何能免？我们主张思想解放，就是受了这动摇的刺激，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他们说解放思想便是破坏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释，且不必辩，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锁起来，试问他们所谓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旧道德早已成了“僵石”，新道德又不许商榷，这才真是破坏道德哩。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种原因：第一是不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了权威，不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的吗？第二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不免说得太过些。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把他们的话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人心世道的大君子，不要反抗这个潮流吧。
梁启超（1873－1929），大家都知道，甲午之战失败后，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的先驱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一代宗师。他于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震惊了中国。梁的文章被公认为“笔端常带感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郭沫若说在梁任公的笔下：“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没有一个（人）没受到他的洗礼”。毛泽东早年曾因梁启超别号任公，也用“子任”作过笔名，可见梁一度是毛心目中的英雄。梁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打倒孔家店，却曾积极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四大自由理念。
梁启超《思想解放》一文作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两年。如果此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稍加几个现代辞汇，以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大概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维新改良派梁启超1919年的大作吧！因为文意与1978年12月1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如此相似！可见梁任公在这些方面，比起那些思想僵化，一见到《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迫不及待打电话，痛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砍旗”的人，高明多了！
随笔再举一件众所周知的往事。1919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和一些朋友都以为，蔡元培先生更比今日某些一见到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就视为异端的人高明多了。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这篇文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以光明正大写文章反驳嘛！当然也还要有“雅量”允许别人再反驳。如梁任公指出的“开社会思想解放之路。互相启发，互相纠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这也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开宗明义指出的，既然人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难道真要形成马克思痛斥的：“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么？从这里也可见今人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对待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见得一定超过前人，真正是前尘往事不绝如缕，并不如烟。
如果也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其中的缘由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是因为人们对本国历史缺乏一种温情与敬意，而是抱着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总以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因而容易鄙视过去、夸大现实、迷信将来的缘故。在世界走向进步、走上民主和科学的大潮中，我们不能倒退。我们对过去，对今天在实践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过程中，对绝不可能一律的舆论，都要带着温情和敬意相互宽容和尊重。如1953年梁漱溟所要求的，养成一种文化上、思想上、素养上的“雅量”，对于一切言之成理的道理，不要动辄以“左”或“右”来分野，更切切不要将“左”一定尊为善或革命，将“右”一定贬为恶或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谓的“左”，恰恰是几乎将中国引向崩溃的边沿，而所谓的“右”,恰恰是比较正确的（整个前提错了，只能说是“比较”）。“舆论一律”之为害可谓大矣、极矣！而今而后，应当有责任、有雅量，允许公开地各抒己见，在解放思想的辩论中求得平衡和真知。这样才能尊重过去，改革现在，以开创未来的和谐社会，庶几无愧于“戊戌”、“五四”几辈的先行者！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