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访谈录
作者：佚名
成思危，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至今，许多人对当年成思危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后发表演说中的两句话记忆犹新：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记 者：成老您好，您第一次让公众难忘的亮相是在1996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常委的时候，当时一些媒体记者都觉得您是一个现在非常难见到的理想主义者，您自己怎么评价自己？
成思危：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素描。首先，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第二，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第三，我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所谓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就是相信科学，实事求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就是可以为理想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去做，而且可能要经历一些磨炼，甚至挫折；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就是对生活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乐观主义者只看到玫瑰的香，悲观主义者只看到玫瑰的刺，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则既看到它的香，又要看到它的刺，既追求玫瑰的香，又要防止被刺扎伤，不盲目乐观。
记 者：1951年，当您自己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的时候，就孤身一人走过罗湖桥，从香港回到大陆，那时您心目中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成思危：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单纯的少年，才16岁。我的父亲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母亲也是学文学的，后来到法国留学。家里有很浓厚的文学气氛。我4岁时父亲就教我读唐诗，6岁读《资治通鉴》。父亲的名字叫成舍我，意思就是天下大任舍我其谁。他给我起的名“思危”，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可以说，我从小就受到文学的熏陶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我在小学就看《三国演义》，初中也看了不少小说，对我影响大的作家是巴金、鲁迅和茅盾。我特别喜欢看巴金的《家》，非常欣赏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觉慧，欣赏他反抗旧传统的勇气。
记 者：这很有意思，觉慧是在封建家庭里长大的，可您的家庭非常开明，您怎么会欣赏觉慧呢？
成思危：因为在那个时候确实有些事情是很让人难忘的，比如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金圆券的贬值。后来我全家到香港以后，在香港看到的一些事情也令我感到很不舒服，中国人的地位不如印度人，看完电影得起立奏英国国歌，电车工人罢工受到港英当局的镇压，我们的校长被驱逐出境等等。这种环境使我感到非常压抑。
在香港，我读的是一个进步学校，那个学校里很多老师和同学都比较进步，我也秘密地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开始接触到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很有影响。我也读过《社会发展简史》、《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政治启蒙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到新中国一成立，我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可以追求国富民强了，就决定回到大陆来。这也可以说是我把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吧。
记 者：当时您带着满怀的激情走过罗湖桥，有没有特别具体的目标？
成思危：其实目标是很明确的。当时广州刚解放，需要大量的干部。因为广州是四野解放的，而四野都是北方人，懂广东话的干部奇缺，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从香港动员一批党团员回去工作。当时组织上找我谈，我也没二话，说愿意去。用当时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参加革命工作了。
记 者：当时您回到大陆后，做了些什么工作？
成思危：我到广州后，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了四个月的政治理论，就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后来又到广州珠江区民船业工作，还当了工作队的副队长，领导二十几个人，也算得上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了。解放前，船民叫“疍民”，生活在最底层，最受欺压，他们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我在船上跟船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说实在的，我确实是上了个社会大学，才知道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看到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受压迫的，尽管解放了，他们的生活当时还是很穷的。所以，也可以说那一年的社会大学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终身受用。
1952年，因为建设的需要，国家调了一批干部到大学学习，我就有了机会到大学深造。我记得那时，我们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在实验室里待到10点多钟，星期六星期日也是这样。
1956年，成思危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58年至1973年他先后在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天津化工研究院任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他曾先后翻译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为中国化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记 者：我想那个时候您一直在很努力地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去进步。
成思危：是啊，我一直在努力地工作。后来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原来由苏联援助的项目都得靠中国人自己来做。我25岁的时候就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记 者：但据我对您过去经历的了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您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成思危：应该说是个挫折。
记 者：那个时候您在做什么？
成思危：那时我还在做科研工作。
记 者：听说您有四个月是做锅炉工？
成思危：哦，对，中间有四个月是让我到锅炉房去当锅炉工。不过，我倒是利用那个机会，学了日语、德语和法语，还啃了一本《锅炉学》。
记 者：在当锅炉工的时候，您想到过自己的人生还会有转机吗？
成思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很迷茫。确实觉得有点彷徨。我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了很大的牺牲，怎么竟然得到这样一种待遇？但我也告诫自己，一个人在逆境里绝对不能沉沦。我父亲在我12岁生日时，给我题了四个字，叫做“自强不息”，父亲自己就是在各种困境中不断奋斗出来的。所以我告诫自己，在这种逆境里千万千万不能沉沦。
记 者：那时，您想念自己的父亲和家人吗？
成思危：当然想了，但是，自从我回到大陆后，就跟家里断绝了联系，没有通信的机会。
1972年，紧张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移居台湾的成舍我先生意识到，寻找多年来日夜牵挂的儿子的机会来了。他派了在美国留学的四女儿成露茜专程回中国寻找哥哥。
同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成露茜，并称成舍我是“民族资产阶级人士”。
这次接见，使成思危的命运有了转机。
记 者：您的逆境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转机？
成思危：应该就是1972年吧。当时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我妹妹也随代表团来了。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妹妹找到了我。
记 者：当时，您对此是不是感到非常突然？
成思危：是啊。周总理跟我父亲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我父亲跟周总理和邓颖超都熟悉。所以周总理见到我妹妹以后，还特意跟她说，问你父亲好，第二句话就是“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
在这以前，我回大陆来以后，填表时，“家庭出身”一栏不知道怎么填，在南方大学问过我的指导员，他说应该算官僚资产阶级，我就填上“官僚资产阶级”。那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三大敌人之一啊。所以周总理说这句话就是给我父亲定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