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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父亲陈昌浩去苏联
作者：陈祖涛
1938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和驻西安办事处的安排下，我和叔叔陈俊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终于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陈昌浩生活在一起了。在延安，我们和刘少奇家是邻居，我和他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但1939年的夏天，突然一连几天他们都不见了踪影，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两人去苏联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情绪波动也很大。没过多久，大概是七八月份的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明天蒋介石派一架飞机来，送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病。我的胃病犯了，和他一起去苏联治病。要是小飞机，我就一人走，要是大飞机，我就把你也带走，到了苏联，你就又可以和你的小伙伴们在一块了。”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因着急而睡不着觉，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太慢。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我起来就吵着要往飞机场赶。那天来的是一架24座的飞机，父亲对我说：“来的是大飞机，你跟我走，我们先去见毛主席。”
来到杨家岭，父亲和毛主席告别，临走时，毛主席还送了我们几块大洋。等我们骑马来到机场时，机场四周围满了看稀奇的老乡和为周恩来同志送行的人群。除了父亲和我，和周恩来同机走的还有邓颖超以及高岗的儿子高毅。看到高毅，我高兴地和他拉着手又蹦又跳。送行的人群中有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看到我们都要坐飞机到苏联去，她也动了心，吵着要跟着一起去。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孙维世听了之后，二话不说，骑上马直奔杨家岭。不一会儿，她就兴高采烈地回来了，说主席同意了。那天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他是被保姆抱着来看飞机的，没想到上了飞机就死活不肯下来，直到飞机快要起飞了，他还在号啕大哭，谁哄都没有用。最后，周恩来只好摆摆手说：“那就跟着去吧。”
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在兰州苏联空军的一个军用机场降落。我们还和先期坐汽车出发的刘允斌、刘爱琴兄妹会合了。在兰州停留三天后，我们又乘飞机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军阀盛世才对周恩来的到来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有一次，盛世才邀请周恩来夫妇去吐鲁番参观，我们这些孩子不在邀请之列，但邓颖超觉得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便提出要带我们一起前往，使我们这些孩子得以在满目翠绿、香气醉人的果园里领略了葡萄的甘美与香甜。周恩来对我们说：“这里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好地方啊，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里建设得更美好。”
在等待去苏联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这群孩子就跟我父亲学俄语，因为他早年留学莫斯科，俄语很好。周恩来知道了很高兴，专门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和我们谈将来的学习。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是革命者的后代，到了苏联要好好学习，锻炼自己。出来学习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不要辜负爸爸妈妈对你们的期望。”
又等了将近一个月，我们才飞往苏联的阿拉木图，从那里又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终天在1939年11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父亲受到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驻莫斯科代表的热情关怀和照顾，很快就住进了医院。而我们一起到苏联的6个孩子，除孙维世留在莫斯科学艺术之外，其他5人都到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初到新的环境，我们都很好奇，向早到的中国同学问长问短。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两人1937年就到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岸英的年纪比我们大一些，担任儿童院的儿童委员会主席，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头儿。因此，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们。
国际儿童院的生活
苏联国际儿童院是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起创立的。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为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保护、抚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者的后代，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准备发起创办国际儿童院。1926年，瑞士女共产党员曼托娜·莫泽尔将父亲留下的遗产捐献给苏联革命战士救济会，以资创建国际儿童院。在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领导人之一、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的组织筹划下，1929年8月1日，国际儿童院在莫斯科南郊瓦斯基诺建成。后来因人数的不断增多，斯塔索娃建议在距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建立新的国际儿童院。在各方面的帮助支持下，1933年5月1日，一所规模大、设备齐全的儿童院竣工。为表彰斯塔索娃，这所儿童院被命名为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又称国际第一儿童院。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又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国际第二儿童院。七七事变后，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抗战，决定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定为专门接收中国孩子。1941年，由于局势的变化，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关闭，孩子们重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际儿童院划归苏联红十字会管理。
和中国相比，国际儿童院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完全不同。几天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我们立刻感受到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语言问题。我们几个新来的同学都明白，过不了语言关，就没办法学习。不能学习，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干什么？如果过不了语言关，来了苏联也是白来。虽然儿童院专门配了一个俄文老师给我们办俄语补习班，但我和刘允斌还是每天早晨5点起床，跑到儿童院的大门外，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站在空旷的原野里，放开嗓门大声练习俄语发音。我们两人互相鼓励，为了学习，为了能留在苏联，我们硬是挺了过来。
过了语言关之后，我就到苏联当地的学校参加全日制的学习。学习也分两部分，一是苏联学校的内容，二是由国际儿童院老师根据苏联学校的班级给我们组织的班，主要是辅导我们的学习，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为了让我们不忘自己的祖国和祖国文化，每周还有几次把我们按国籍分班，由各国自己的老师讲授各国的母语、历史文化及相关内容，师哲、韩铁生等就曾担任过我们的老师。儿童院还经常请来老共产党人、老工人和红军指挥员给我们讲课，带领我们参观工厂，进行革命理想和革命传统教育。
除了文化课，我们还要上体育课、劳动课和音乐课。滑冰滑雪是苏联学校的一门必修课，每个人都要学，毕业时要考试，内容是一个多小时滑10公里远。值得骄傲的是，我们中国孩子都顺利通过考试。劳动课也让我很感兴趣，没有固定的内容，只是凭自己的兴趣。我喜欢木工，老师是儿童院一个木匠铺里的老木匠。他须发皆白，和蔼可亲，总是夸我做得好。在老人的鼓励之下，我的兴趣越来越大，看到一块块木头在自己的手里变成了各种家具，别提有多高兴了。音乐课有手风琴、钢琴、声乐、舞蹈等内容，有两个苏联老师专门教我们。音乐课除了教一些基本技能之外，就是用排节目的形式把大家组织起来，几乎每周都要搞一次文艺晚会，大家学得很认真。有一次我们的节目还参加了伊万诺沃市的学生节目汇演，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演出。
儿童院的学习不是太紧张，业余时间比较多。除了爱好文艺之外，我的另一个爱好就是看书。每天只要有空我就到图书馆，有时也会把书借出来，找一个不被人打扰的地方，一坐就是半天，完全沉浸在书的内容之中了。我看书的劲头，有点像《童年》里的小高尔基，也有点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小保尔，只是我在儿童院的生活环境比他们要好多了。我看书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普希金、屠格涅夫、高尔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奥斯特洛夫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差不多都看过了。
苏联学校，对外国孩子的要求和对本国孩子的要求是一样的，学校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而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成绩上给予特殊照顾。我是中途插入五年级学习的，但到了八年级就因成绩优秀跳了一级。1945年高中毕业时，每个人都要参加“成人资格考试”，其中的作文是任选四道题中的一道。除要求主题鲜明、结构完整、内容健康外，还要求文法错误不能超过四处。这对苏联学生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这样的中国学生来说，无疑是非常难了。但我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大量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