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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锦华《国事忆述》看口述历史的功用
作者：汪文庆
利用口述史料研究和写作历史，在中国和海外都是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口述历史，却只能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交流的不断加深，现代口述历史才逐步发展起来，并有不少成果相继问世。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无论在口述历史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状态。
2005年7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的回忆录《国事忆述》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和广大读者见面。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出版的回忆录，但它是在专业口述历史工作者参与下完成的，同时作者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因此这本书应看做是一部口述历史作品。笔者作为一名口述历史工作者，有幸参与了《国事忆述》的整理、编辑工作，现以该书为例，谈谈口述历史的功用。
第一，丰富了历史档案的内容。目前的历史研究者，主要利用档案文献资料，但并不是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得到记载，形成文献资料。比如，文献通常只记载：有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决策。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感兴趣的往往是这个事件、决策背后的详细博弈过程。因此，对任何具体研究来说，文献总是不够的，必须靠口述方法补充史料。
陈锦华作为我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处在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同志，经历丰富，亲历过许多重要事件，参与过许多重大决策。他在《国事忆述》这本书里，讲述了这些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有很多是文献档案里无法找到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前期，陈锦华时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他在讲述这一重大事件决策背景时，提到了一件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毛泽东有一次从身边工作人员处，无意中了解到社会上“的确良”很不容易买到，非常惊讶，找周恩来商量如何解决，主动提出可以买外国技术以扩大生产。事后周恩来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理。这件事不见于任何原始文字记录，陈锦华是根据亲闻、亲历提出的：亲闻，他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的；亲历，他当时负责起草引进的第一个重要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讲大道理、算大账，唯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
口述历史依赖口述史料，但口述史料不等于口述历史。一部成功的口述历史，必须把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互证，口述史料与口述史料互证，经历一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当然，反过来说，文献资料也不一定都是完全客观的，怎样鉴别真伪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核对当事人、见证人的口述史料。
陈锦华在准备、写作《国事忆述》过程中，不辞辛苦，亲自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这从书的后记中列出的一长串感谢名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时，该书的整理者也核实、补充了若干档案资料。陈锦华还多次请相关的历史当事人提供意见。例如，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的上海工作组问题，他专门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一些老同志一起回忆当年的工作情景。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补正了陈锦华回忆中个别不准确的地方，同时又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进一步丰富了史料的内容。
第二，比较生动地再现历史，表现出社会心理的复杂过程。历史是一个人文学科，是关心活生生的人的。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前人的私人感情、生命体验、个人感受(欢喜、怨恨、愤怒等)、思想状况等都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希望作品比较生动，有读者，把这方面的内容增添进来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这方面的内容通常没有被纳入传统的历史考察视野，因为很少有文献资料记载这方面的情况。对口述历史而言，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是很容易的——当事人在口述过程中往往会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整理者也可以直接进行挖掘。
《国事忆述》多处讲到陈锦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心理感受，有两个地方我印象最深：一是1990—1993年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期间，他说这一段是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当时的感受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压力特别大，体重一度消瘦了10多公斤。由此可见当时改革推进之艰难。二是1994年九十月间物价上涨最厉害的时候，他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焦急万分，心里总想着货币贬值后群众怎样过日子，连着几个晚上梦到群众抢购粮食，甚至有一次在睡梦中发出艰难的惊叫声惊醒了老伴。这些心理描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却把当时的经济形势、领导者的压力，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了陈锦华身居高位而不忘老百姓的高贵品质。
第三，保存口述者的观点。与单独由历史学家撰写的传统史书不同，口述历史由作为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的口述者和作为专业历史学者的访谈人共同完成。它总是夹杂有口述者的价值判断。尽管口述者不可能完全跳出事件之外来观察、描述该事，他对事件的看法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通过口述历史而保留一些历史当事人的看法还是很有价值的。很多不从事历史研究的口述者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也有能力对某个事件下结论，或者至少算他的一家之言。让他们的睿智、人生感悟、经验之谈流传开来，将是口述历史工作者的一种贡献。实事求是地讲，仅仅建立在档案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比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多年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更客观、更具启发性？恐怕未必。
陈锦华既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过，也在地方工作过；既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过，也在微观经济的企业工作过。这种多种经历和感受，有不同的代表性。难能可贵的是，他作为历史当事人，在历经风雨之后仍能保持平和心态，不虚美，不隐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讲述有关决策实施中的曲折和反复，分析其中的成绩和不足，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极富哲理的独到见解，精辟地提炼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例如，他在对中国、俄罗斯两国改革进行比较后，明确指出：讲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最本质的一条，就是改革是否为老百姓着想，这也是中俄两国改革的根本差异。但现在许多文章、著作论述这个问题时都忽略了这一条。心里想着老百姓，改革就有正确目标，就有力量源泉。否则，就会失去人心，改革就要走弯路，甚至失败。
一部好的口述历史作品，不仅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宣传教育也具有重要作用。现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已经不少，但有分量的亲历者的记述还不多见。《国事忆述》出版以后，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并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多种报刊、杂志予以报道、转载，出版社数次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我相信，作为一部集党史、国史研究与宣传教育为一体的好书，党史、国史研究者，以及社会广大人士，都能够从《国事忆述》中得到益处。
（责任编辑 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