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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
作者：彭珮云
社教运动和北大党内矛盾
事情得从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起。1964年，社教运动已经在农村普遍开展，而城市尚处在试点阶段。可能是为了推动城市社教运动深入开展，1964年7月，中央宣传部选择北大作为试点单位，派了一个调查组进驻北大。组长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我原本在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任大学组组长，长期担任联系北大党委的联络员，这时被派到北大任党委副书记，组织关系暂时转到北大，但在行政上仍然是市委的干部。
当时“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调查组显然也是带着“左”的思想框框来的。1964年8月29日，调查组写了“一号报告”。“一号报告”说：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教学和科研领域。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抓。结论是：北大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根据”主要是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干部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况。当时北大校、系两级的领导干部中，多数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部分是解放初入党的党员。他们的家庭出身一般不好，因为在那时有钱才能上大学。也有个别干部有个人历史问题，比如曾参加过三青团之类的反动组织。调查组就根据这些夸大说北大干部大都是出身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汉奸、大特务家庭。他们根本不去研究干部的具体情况，考察他们是否在入党时已向党交代了历史问题、是否已和家庭划清了界限。
张磐石把报告递给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陆定一同志又将报告送给了彭真同志。当时彭真同志既是北京的市委书记，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看了报告以后，没有对内容作评价，只是说，你们应该去系统地研究一下。他说，这些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党政干部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经历是复杂的，参加革命以后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其中也会有坏人、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虽然参加了革命，但是与反动阶级政治思想界限不清楚或者不完全清楚。他还说，估计其他学校情况大概也差不多。彭真同志建议调查组再作调查，慎重研究，弄清楚北大领导干部的政治面貌。解放后，北大党委一直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市委对北大干部的情况和成长过程比较了解，心中有数。为进一步弄清情况，当时主持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的刘仁同志指示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组织一些人，重新查看北大干部的档案，把问题弄清楚。
调查组当时并没有按彭真同志的意见去做，没有做什么调查，就开始发起斗争了。他们一个系一个系地找人谈话，动员一些人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10月21日，调查组搞了一个《关于在北大进行社教运动的初步计划》，声称要搞清学校各级组织的领导权究竟是在资产阶级手里，还是在无产阶级手里，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11月，中央宣传部从全国各个大区抽调文教部门和高等学校的负责同志，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任命了五人领导小组，张磐石任组长、工作队党委书记兼队长。工作队人数一度达到260人，其中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多是从外地调来的；同时还吸收了一些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参加。
从11月开始，陆平和校党委就挨批斗了。我当时36岁，在党内第一次被批斗。斗争动辄上纲上线，弄得谁也不敢同我说话，真让人受不了。党委被夺权，由工作队来领导全校工作。工作队公开点陆平和我的名，说我们对抗工作队，搞阴谋活动，破坏社教运动。我的行政关系还在市委，经常要向市委汇报北大的情况，也把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的意见带回北大。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宋硕曾经抱怨说：“斗我们这些小干部干嘛？”实际上调查组是想“追根子”，要追出谁在给我们撑腰。在他们看来，这个根子就是北京市委。
11月29日，调查组和工作队又写了“二号报告”，提出北大党委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斗争进一步加剧。7个校党委书记、副书记，斗了5个；20个系总支书记，斗了18个。本来校党委、各系党总支的成员都是一起工作、集体决策，现在却被人为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重组的革命队伍的成员，一部分成了“反革命”。还有一些党员系主任和党员教授以及一些中层干部都不同程度地被批斗。1965年1月11日，张磐石在全体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大会上说：“整个北大，从校到系，20条战线（指20个党总支——笔者注），已经被团团包围起来，斗争气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生动活泼，热火朝天。在斗争的烈火下，牛鬼蛇神开始退却，有些顽固集团开始分化。”他鼓励大家乘胜前进，而且特别强调：斗，就是革命派：不斗，就是机会主义。工作队还专门编了关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同志有关作战方针的文章，完全把被批判的同志当做敌人。他们在全校找了几百个积极分子，人为地把党员队伍一分为二，一部分人拉出来作为依靠对象，动员他们来揭发、批判另一部分人。例如技术物理系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对放射性元素的防护措施比较差，好多人受到影响，其中有家庭出身好的，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但是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就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为阶级报复，认为这是在有意识地伤害工农干部，所以相关的同志就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敌人。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现在看来，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使得很多个人恩怨、干部任免、是非争议、工作分歧等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在运动中牵扯到了一起，导致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出现了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的状况，造成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
我当时虽然挨斗，但还允许星期六晚上回家。回到城里我就找宋硕同志汇报北大的情况。我们觉得工作队的报告是“唯成分论”，市委也不同意工作队“左”的做法。
彭真与两次国际饭店会议
1965年1月14日，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现在看来，“二十三条”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由于要纠正过左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二十三条”也提出要正确地估计形势，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反对粗暴斗争，对干部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要把搞好生产作为检验运动的一条重要标准等正确思想。
彭真和北京市委认真贯彻“二十三条”。1月23日至24日，市委召开了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会议。陆平和我都参加了，并发了言。我讲了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陆平也对社教运动提了意见。会后，我们的意见被送到了中央。张磐石得知我们在市委会议上的讲话，很不满意。他在会上当着领导的面也说要听取我们的意见，会后却发动人指责我们反攻倒算，继续坚持他的错误，不贯彻落实“二十三条”。因此，北大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一时难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