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让中国火车跑得更快

作者：铁道部原部长傅志寰口述

　　
　　说老实话，我没有做部长的思想准备，我当时已经60岁了，应该退休了。既然中央决定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我还是那句话，尽可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上任的第一年就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当时的表现就是货源减少。原来铁路是拉不完的货，当时就好像没货可拉了似的。再一个就是长江、松花江、嫩江发大水，铁路被冲得七零八落。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到现场视察，我也跟着去了，很多线路、桥梁都被冲垮了。
　　铁路那个时候已经连续四年亏损，我上任后国务院领导同志交代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扭亏，当时压力非常大。
　　当时除了自然条件、外界的影响以外，内在机制也有很大的问题。那时在思想观念上大家还是等着吃“大锅饭”。我们经过党组研究，决定从1999年开始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就是说对铁路局下达指标，铁路局给分局下达指标，层层承担责任。
　　我记得当时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的时候，气氛庄严而沉重。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我，如果三年扭不了亏怎么办。我说如果扭不了亏，我带领我们全体党组成员集体辞职。铁路局这一级，如果不能实现减亏和盈利目标的话，第一年亮黄牌，第二年亮红牌。
　　这事，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理解，但如果不改革的话，扭亏是没有希望的。就这样，把压力层层传递了下去。1999年全国经济形势比较好，我们一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到现在一直保持盈利。当时下决心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个决心下对了。
　　
　　如果我在场来承担这个责任，大家更放心一点
　　
　　1997年1月，中国铁路开始进行高速试验。
　　这是“铁老大”在飞机和公路运输迅猛发展的压力之下一个必然的选择，它引发了铁路系统的全面变革。
　　作为主管提速的副部长，傅志寰率领技术人员，在测试车上突破了200公里大关。
　　与此同时，安全问题也同样摆在决策者的面前。“安全”，对于每一个铁路人来说都是“生死”的代名词。于是，在北京东郊的环行铁道实验线上，人们看到了傅志寰在新型机车上亲自为老百姓把守安全运行第一关的动人一幕。
　　
　　1981年到1982年，我在德国进修了一年。当时德国铁路速度比较快，最高时速200公里。我就想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后来我当科技局局长的时候，专门到广深线调研，广深线的条件比较好，跟德国有点类似。我就提出把广深线作为提速的一个试验线，部领导还是很支持的。
　　从哈尔滨回来以后我感到了压力。公路发展得很快，航空运量也在迅猛增长，如果铁路还是墨守成规的话，将丧失很大的竞争能力。有一次我到沈阳铁路局检查工作，了解到日伪时期有一个亚细亚号蒸汽机车，最高时速已经达到了130公里，而我们当时最高速度也就120公里左右，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当时我向党组提出提速建议，党组非常支持，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就由韩杼滨同志挂帅，我做些具体工作。当时提速的准备工作一个是研制160公里左右的机车车辆，配合广深线；另外要做实验，包括在环行道做提速实验。
　　1997年１月，做实验时下了很大的雪。我说我一定要亲自来，因为这是个大事。尽管准备得很充分，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但毕竟是实验，实验肯定有风险。作为主管的副部长，如果我在场来承担这个责任，大家更放心一点。当时一举突破了200公里。
　　提速的改造工作量很大。原来有很多弯道，曲线半径小的要变大，有的干脆取直；原来道岔都是跑110公里，最多跑120公里，现在跑160公里以上，道岔都得换；电力机车上面基础网得重新调整，信号要升级；还有，机车车辆都得换代。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每公里平均花100万左右，投入产出比是很大的。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也非常重视，很多领导同志都亲自到环行道来看我们实验。他们一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也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给我们撑了腰。
　　我想，作为铁道部部长总得给铁路干点儿事儿。平平庸庸，我觉得干得没意思。有所突破必须要冒风险，风险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加强科学管理来解决，总得要进步嘛。如果总是四平八稳，中国铁路的市场也就没了。
　　
　　傅志寰干了一辈子铁路，他与铁路的缘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尽管现在他已经不在铁道部部长的位置上了，但他依然在关注着铁路的发展。他说，这种感情，我看到死之前是割不断了。（吴燕整理）
　　（责任编辑　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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