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我的人生抉择
作者：王选院士口述
21岁，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红旗机”的研制；
24岁，他几乎与死神擦肩，却激发出他软件硬件双修的事业灵感，进军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译系统；
38岁，他挑起了研制激光照排系统的大梁，开始了18年如一日的跋涉。
他是中国激光照排之父，被誉为“当代毕昇”，中国印刷从此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迈入电和激光的新纪元。
他走出封闭的象牙塔，坚持以技术推动产业，成为科教兴国的先锋人物。
他一生病魔缠身，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王选，1937年2月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
1958年，王选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1958—1974年从事计算机逻辑设计、体系结构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75年起主持照排系统的研制，其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技术使字形信息的总体压缩率高达500∶1，获得欧洲EP0095536专利。1975—1991年，具体负责华光Ⅰ、Ⅱ、Ⅲ、Ⅳ和方正91电子出版系统的核心硬件——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使国产照排系统技术逐步走向成熟。他领导研制的华光和方正系统在中国各大报社和出版社、印刷厂逐步普及，并出口到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中文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1993年推出方正93系统专用协处理器芯片，进一步提高了性能价格比。个人拥有九项国内外专利。
激光照排系统，198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1986年获得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2001年，王选获得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大奖。
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
“我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选择，是在大二下学期，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最热门的是纯数学，而计算数学只是一个枯燥冷清的专业。然而这片看似荒凉的处女地，却为这个19岁的青年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50年代末，在欧美各国，计算机研究正从实验室转入工业化批量生产。中国也把发展电子计算机作为国家的四大紧急措施。科技界掀起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热潮。由于人才奇缺，王选得以留在北大任教，并成为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红旗机”研制的主力。
王选的才华在“红旗机”的研制中得到充分展露，作为逻辑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他疯狂工作到了入魔的程度。以至于后来有人说：“没有王选，就没有‘红旗机’的逻辑设计。”
在中国早期计算机的史册中，留下了王选的名字。
从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是在上海的南洋模范学校，所以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十三年“老南模”。南模这个学校很好，我在这里读书，感觉培养最多的是一种学习自觉性，一种灵活的脑筋，还有一种集体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学风，这对我是终身受益的。
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填了三个，都是数学系：北京大学数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选择数学，只是因为我觉得理科是我理想所在，而数学又是我擅长的。
到了北大数学系，年级里共200多人，大二的时候分专业，前十名都选了纯数学，可见好学生都往纯数学那边去。那儿有学问，有深度，有理论。而当时弄计算机编程序需要穿孔、纸带、卡片，都是010101，所以大家都认为计算数学是非常枯燥、琐碎、缺乏理论的这么一个专业。我选择这个专业，很大程度上是我的一种觉悟吧。1956年，国家在十二年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我想这些将来必然是国家最需要的，于是我就把个人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国家的重点方向结合起来。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动力，使我非常坚决地跨入计算机这个行业。
北大当时的计算机研究刚刚起步。我的老师张世龙，是国内这方面的先驱之一。他自己先设计了一台小型计算机，1958年到1960年我跟着他参加调试设计。到了1961年以后，我才慢慢成熟了，能够自己选择方向。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旦做起一个项目来，就会有一种疯狂的劲头。经常工作一天一夜，然后睡个觉，有时候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就坐在床上睡着了。有时候工作一个通宵，早上到饭店里，刚叫完菜，我已经睡着了，累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样打乱了生活规律，不久我就病倒了。白血球非常低，低到2000左右，查不出来病因。当时医院的一个诊断比较吓人，认为是结节性动脉周围炎，给我带来心理上很大的压力。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过度疲劳下的全身功能失调。我只好回到上海去休养。1962—1965年这三年在上海养病，头一年是完全休息，后两年症状减轻了，我就马上开始大量看文献，并且承担了一个项目，和北大的人一起做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辑系统。
逐渐开始工作后，我就产生了很多的灵感。这期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硬件设计跨入到软件领域，专门做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我做了这个决定后，觉得自己创造的火花就爆发出来，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峰。1965年我回到北京，继续做这个项目，它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成功的项目。
这条道路，当时很独特，也是超前的
1974年8月，汉字信息处理技术被列为国家“748工程”，在三个子项目中，精密汉字照排系统让王选看到了一个辉煌的前景。是时，世界照排技术已经经历了“手动式”、“光学机械式”、“阴极射线管”三个阶段的发展，英国正在研制的第四代“激光照排”也即将问世。我国当时正在研制照排系统的5家机构，分别选择了二代机和三代机作为研究方向。而王选则带着自己在计算机和汉字处理上炽热追求和超前的数学思维，直接向第四代发起冲击。
他开创性地以“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和一系列新算法，研究出一整套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还原、变倍技术，从而使研制激光精密照排成为可能。
研究软件对硬件的影响，沟通这两个领域，我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当时很多做硬件的人觉得硬件还有很多问题都没解决呢，还谈不上这个事。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科学院计算所和南京大学也在搞，因为我们有特色，所以后来能够得到推广。搞电脑排版，我们在国内是第六家。我们选择了激光照排，选择了数字化，选择了信息压缩，这条道路，当时很独特，也是超前的。当时，我们感到我们做的工作是未来的一个主流，一棵大树，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孤独感，而且觉得正走在一条最前沿、非常广阔的大路上。
在激光照排里头，我用了一个巧妙的数学算法。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异议，他们说这么复杂的问题，人家这么多的国内权威单位，精密仪器、精密机械单位都没解决，一个北大的小助教，用一个数学的办法就可以把字形压缩完了以后恢复，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信的一种骗人的数学游戏。而恰恰是这个数学算法，使这个方向得到成功。
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我们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的消息。这个消息让我们非常兴奋，对解决我们研究的困境有很大帮助。事后，我才知道这个报道是顶着很大压力，冒了很大风险的，所以我牢牢记住这张报纸，一直想要用事实来证明它是对的。
非常幸运，我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包括1980年2月22日江泽民同志的亲笔信，包括1980年10月25日小平同志的批示：“应加支持。”尤其是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和这个项目办公室的张荣芝，他们两位完全理解这个方案的先进性。郭平欣局长出了一个11个字的考题。11个字，各种笔划都有，各种结构都有，来考验我们的这个信息压缩的算法是否能适应。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第一笔经费就没法得到。除了电子部，各部委、计委、经委都给了支持，后来还专门成立了经委下面的印刷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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