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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三代中央领导视察三峡

作者:魏廷琤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工程从筹划到开工建设,历经半个多世纪。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与长江治理、开发打交道,先后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施工设计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以及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期间有幸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到三峡视察。
  
  毛泽东巡游长江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这时,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在即,组织上准备安排我在北平市或清华本校工作。当时考虑全国即将解放,需要大批人员到新解放区工作,我向组织请求批准我南下。这样,1949年3月,我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团长是谭政,副团长是陶铸,后来又增加了邵式萍,秘书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是林一山。整个团有1万多人。一分团一大队主要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组成。我最初在一分团一大队三中队做组织工作,不久被抽到总团组织科。
  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不久,长江汛期来临。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设施严重失修,当年虽非特大洪水年,但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洪水灾害,堤防多处决口,人们深受水灾之苦。当时,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全国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但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归中南局领导。当时已确定林一山去广西担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7月底8月初,我们到达武汉后,中南局负责人邓子恢找陶铸商量说,听说林一山在山东搞过水利,最好让他留下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南水利部部长,并负责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这样,林一山就留在武汉。经组织批准,我也留下,担任他的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长江洪水的控制和汉江的治理问题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50年,毛泽东让水利部汇报工作,问有没有办法解决长江洪水问题。我们研究认为,要保证大局、避免更多的人受灾,就要牺牲一小块地来蓄洪水,减轻大范围的受灾。我们提出,在湖北荆江公安县低洼的地方开辟一个分洪区,特大洪水发生时可以利用这个地区分蓄洪水。1950年国庆节前后,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这个地方临时解决问题还可以,它能用多少年?如果长江上游来的泥沙将分洪区淤了,不就用不成了吗?李葆华回答,我们初步估计如果每年都分洪,大概可以用二三十年。毛泽东听后说,能用二三十年就够了,那时就可以着手解决长江治本的问题了。就这样,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
  1952年5月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经过70多天的奋战,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成。毛泽东遂于7月上旬派傅作义送了锦旗,写着“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送了锦旗,写着“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荆江分洪工程的竣工,为防御1954年洪水、保障荆江大堤创造了重要条件。
  荆江分洪工程完工后,中央进一步考虑到了长江的治理问题。1953年2月19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海军“长江”号军舰,由“洛阳”号军舰护航,从武汉到南京,亲自视察长江。当时,我随林一山一起陪着毛泽东从武汉到南京。在船上的三四天时间里,毛泽东主要谈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了解长江流域的情况,并着重研究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林一山说,我们在长江上游的干支流选择了一些水库,将来能够对洪水进行调蓄,降低中下游水位,配合堤防以及分蓄洪水的运用,从而确保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安全。毛泽东问,这些水库修起来以后,长江洪水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林一山回答,还不行,这些水库下面还有3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方下暴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发生特大洪水。毛泽东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林一山说,当时美国人在这里搞过TVA计划(美国垦务局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技术协助和培训中国技术人员办法),修建三峡大坝,它主要是为了发电,电站可装机2000多万千瓦,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利用这个大水库的库容调节长江水道宣泄不了的超额洪水,进行防洪。毛泽东听完汇报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这么多的支流水库,还是不能解决防洪问题,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修一个大水库,卡住长江上游洪水呢?”毛泽东称赞林一山的想法好,说你们回去之后抓紧研究,有了结果之后赶快向我报告,现在对外面不要讲。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江提出研究三峡问题后,林一山给长江上游工程局布置了任务:研究在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控制四江代替三峡工程,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长江上游局随即组织力量对三峡大坝坝址和三峡水库以及金沙江等四大河流进行控制性水库的勘选工作,并对长江中下游的洪水来源与组成、发生特大洪水的机遇以及各种可能的防洪方案进行全面研究。1954年4月,长江上游工程局组织人员对长江三峡进行勘查,选取坝址。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查,提出黄陵庙、三斗坪、茅坪等坝址更为有利,可以研究。
  1954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少遇的大洪水,淹没耕地4700万亩,受灾人口达1800万,造成铁路中断、工厂停产,财产损失严重。1954年长江大洪水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于同年12月在京广线的专列上,用了一整夜时间,专门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下决心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回北京后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拍电报,希望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我们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
  从1955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苏联水利专家帮助下,长江水利委员会协同各有关部门,全面展开了对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勘测、科研、设计与论证工作。
  
  周恩来批准兴建丹江口工程
  
  从1956年起,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我任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1956年,国内有些同志对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大,发电很多用不出去,投资积压,经济不合理,技术问题也不能解决,以水库淹没四川来保湖北不合理;提出用沅水五强溪工程来替代三峡工程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历时两年的争论。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进行汇报。毛泽东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 “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建设方针,并请周恩来挂帅,以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领100多位专家和党政要员,实地勘查了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我也陪同前往,并于27日汇报了汉江流域的规划和丹江口设计情况。我们早就把汇报的材料交给了周恩来,他看得很仔细,我一边汇报,他一边提问。我们一见面,我一开口,周恩来就说,我们是老乡。我说是苏北盐城人。周总理说,你是二乔(胡乔木和乔冠华)的小老乡。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一个一个地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周恩来说,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下来,批准丹江口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工或者做开工准备。
  1958年3月,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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