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流经岁月中的经典
作者：金 磊 李 沉
“国庆十大工程”的产生与确定
1957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工农业生产及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有着极高的威信。到1958年，各方面要求把首都北京建设得更好的呼声更加高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接到北戴河传来的消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时间已十分紧迫，设计部门要早作准备。万人大礼堂的地点选定在天安门前，其建筑设计方案同改建天安门广场一起考虑。
同年9月5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在玉渊潭附近建十几幢别墅式的宾馆。万里还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关于“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好”的指示。
9月6日，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芝向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规划局随即开始为十大工程选址，特别是着重做了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规划设计。
9月7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商定了邀请各地专家的名单，经万里同意后，向16个省市发出了邀请电报。
9月8日，万里在中央电影院（现北京音乐厅）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及有关单位的1000多人作了动员报告，要求这些工程要少而精，既实用，又美观；既保证质量，又讲求艺术，且要具有民族风格。建在天安门前的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求庄重典雅，美观大方，并与天安门建筑风格相协调。建筑施工中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因为时间紧迫，只能边设计边施工。最后，他要求大家一齐动手，拿出最好的建设方案来。会后，北京各设计单位立即向本单位职工作了传达动员，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当时北京市参加方案设计的单位共有34个。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对此事极为关注，故各地被邀请的建筑专家于9月10日就全部抵京。原只邀请20多人，而实到有30多人。他们中有上海的赵琛、金经昌、黄作燊，江苏的江一麟、杨廷宝，湖北的鲍鼎、殷海云、王秉忱，广东的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辽宁的毛梓尧，吉林的郑炳文，浙江的陈曾植，河北的徐中、邬天柱，陕西的洪青，甘肃的杨耀，北京的梁思成、张镈、张开济、杨锡镠、林乐义、王华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人。这些专家的住处被安排在和平宾馆。当天晚上，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芝、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就来到和平宾馆，向各位专家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明确了具体任务。专家们听了传达后十分兴奋，有些人当晚就行动起来。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在听取有关领导的审查后，很快又完成了第二稿设计。9月20日将大家设计出的100多张图纸在北京市规划局五楼进行展出（方案包括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同时组织专家参观、座谈，提出修改意见。除北京各单位完成进一步设计方案外，有关部门还将被邀请专家分为三个组：由梁思成先生牵头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由杨廷宝先生牵头作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由赵琛先生、陈植先生牵头作国家剧院的设计方案。
其后，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了国庆工程的范围：大会堂、国家剧院、革命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美术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科技馆、迎宾馆及一个新建旅馆等十项为既定目标；电影宫和工人体育场为争取项目。并决定农业展览馆、美术馆、电影宫等项目的设计由建工部工业设计院负责；国家剧院和科技馆由清华大学负责；其余的工程则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
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商讨压缩国庆工程问题。周总理说：我们修建国庆工程，须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是完全必要的。1959年北京计划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实在太少了，我看至少应新建50万平方米，并争取在国庆节前建成，以便能让困难户早日搬进新居。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人民大会堂、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电影宫推迟缓建。
后来又经几度研究变更，“国庆十大工程”项目正式确定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北京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现已拆除，已在原址建起新建筑）。
其中，全国农业展览馆由当时的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现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北京火车站由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共同设计；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现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共同设计；其余7项工程由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设计完成。
“国庆十大工程”的设计特点
“国庆十大工程”项目，组织了北京地区34个设计单位共同参与设计，同时邀请了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到京共商大计，当时提出按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参加竞赛。为了不束缚参赛者的聪明才智和独特的见解，对十大工程只列名称、项目、规模，不提具体功能要求，不发计划任务书，可由建筑师自定。
在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时，没有明确广场的规模和用地范围，只定了人民大会堂在广场西侧，面向东方。这一过程中，参加设计的人员先后提出了30多个方案。所提方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也同时反映出，虽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有着种种限制，但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建筑师那富于创作的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激荡之中。以人民大会堂为例，在上报的方案中，有被批判过的大屋顶，有被指为资本主义的方盒子，甚至有全玻璃的玻璃盒子；有的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进行探索，也有的学习了前苏联的尖顶模式。而最后中选的西洋古典式方案，似乎是对批判大屋顶后的必然产物。
国庆十大工程在建设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工程既要反映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和国家的美好前景，又要表现出精湛的建筑艺术水平，既要庄重、朴素，更要巍峨、壮观。这给全体设计师出了一道极大的难题。难点最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时间紧、规模大、难度高。
（1） 时间紧。许多工程项目是1958年八九月间才确定，要求1959年9月完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此举前无古人。
以人民大会堂为例，最初提出大会堂为7万平方米，只有一个万人大礼堂，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要增加一个5000座位的宴会厅和若干中型宴会厅。彭真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他托工作人员向建筑师提出，要为人大常委会开会和日常办公提供场所。如此一来，7万平方米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为解决这个问题起了关键作用。他对大会堂的性质和要求了如指掌，并选定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总建筑师的赵冬日等人重新进行方案设计，要他们“敢于突破”。赵冬日率领有关人员，结合天安门广场改造的需要，在用地面积、建设规模等方面对原有设计方案做了很大调整和变化，用地面积、建筑面积都比原先定的指标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