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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观楼事件”真相
作者：端 木
“畅观楼事件”的由来
畅观楼原本是清朝的一个王府，现位于北京动物园内，“畅观楼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个幽静的地方，并无畅观可言。1955年3月，毛泽东曾亲自到此看望西藏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畅观楼一时间出了名。
“畅观楼事件”就发生在畅观楼，时间是1961年12月。这一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搞实事求是，“畅观楼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清醒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各地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实行方针、政策，要有一种方法。你们有很好的方针、政策，而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就等于没有。”紧接着，1961年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提出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标志着党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指导思想再次转向纠正“左”的错误，从主观主义转向实事求是。
1961年五六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先要总结经验。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二次庐山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对社会主义，我们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与有关人员谈话时，多次谈到要大搞调查研究，总结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他感慨地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做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长江、黄河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论。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在会上也表示中央书记处要负主要的责任。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了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为了准备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以来中央方针政策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在北京组织一个班子，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的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于是在1961年12月份，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借用畅观楼这个幽静之处，执行中央交办的任务。这就是“畅观楼事件”的由来。
畅观楼会议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项子明，在畅观楼召集市委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要大家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书记处批发给北京市的由中央有关部委上报的文件，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转发给所属区、县的文件。根据会议的通知，北京市领导机关各口都要派人参加。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职领导，个别人还带了一个助手。除项子明以外，还有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宋汝棼、市农办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长韦明、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市计委副主任万一等。
项子明在会上说，这件事是由中央书记处交办的，具体做法是把文件中你们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待汇总以后上交中央书记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就开始工作。不过，当时这些人并不是每天都在这里工作，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摊子事要做。具体的做法当时称之为“流水席”，各口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随叫随到”，看完指定的文件，做一个正式的发言以后，就可以回去了。一般来讲，这些人大部分时间还在抓本职工作，只是被叫到时才到畅观楼去，查阅摘录文件。
项子明对参加会议的人传达中央指示，说的是让大家把中央报告中各自认为有问题的段落摘录下来，并对相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但是，无论是在非正式发言的时候，还是在正式发言和做摘录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还是很谨慎，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央坚决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精神，对中央报告中一些浮夸和高指标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将其中的一些段落摘录下来。参加查阅文件的同志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批评，比如，对谭震林，说他压指标，说北京是锅底；对新华社有意见，乱放“卫星”。但是这些批评都还是在中央纠正“五风”的范围之内，当时就公认的，并不尖锐，对党中央、毛主席更没有谈任何看法。毕竟这些人的党龄都比较长，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而且又刚刚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工作，夹着尾巴做人，即使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也不肯、不敢在会议上表露。而且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厉害，大家普遍认为毛主席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必然是正确的，现在出现一些困难，是下面执行中出了偏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的决策还是正确的。
畅观楼会议的正式会期是9天。9天的时间里，参加会议的同志是“你方歌罢我登场”，轮流到畅观楼查阅文件，发表看法。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对大家的发言，无论是非正式的讨论，还是正式的发言，都做了记录。正式会议结束以后，有关工作人员对摘录的文件进行了整理汇总，时间稍微长一点，大概是十几天。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在畅观楼完成了中央交托的任务。
北京市委把查阅文件摘录下来的段落汇总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上交中央书记处，同时也给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发了一份。该报告分农业、工业、基建、财税、城市人民公社、教育6个方面，共有29项110多条，近2万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大家的文件摘要和发言，对七千人大会的准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畅观楼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在当时是很平静、普通的一件事。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样一次普普通通的会议，居然会成为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一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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