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沥尽肝胆写春秋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已经是第五次颁发给为中国科技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在此之前，有袁隆平、吴文俊、金怡濂、王选、黄昆、王永志、刘东生等７位著名科学家获此殊荣。
2005年度的两位获奖者，一位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叶笃正。他在1948年创立了气象动力学三大经典理论之一的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2003年他曾经获得第48届世界气象组织奖，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被人称做“气象诺贝尔奖”。
另一名获奖者吴孟超是著名的肝脏外科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他在肝胆领域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中国的肝癌治疗水平，肝癌患者切除手术后5年生存率已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提高到现在的近50%。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期间，记者见到了吴孟超院士，比起两年前记者在上海采访时见到的他，明显地多了一些疲惫和苍老，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明亮如昔。
走出南洋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县的一个村庄，因为家里很穷，父亲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寻求谋生之道。在吴孟超5岁那年，母亲领着他和弟弟也到了马来西亚，与父亲团圆。
记者：在马来西亚的童年生活一定给您很深刻的记忆吧？
吴孟超：是的，应该说，我的童年是蛮艰难的。我父亲最早是在吉隆坡打工，后来到马来西亚西部去，几年后把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过去了。我家在那里搞什么呢？搞米粉，就是把米泡了，然后把它磨成浆，浆再压成一个团，放在石臼里打。打这个东西需要力气，我年纪小，父亲就让我站在石杵上当加压的力量。每天早上很早我就要起床。父亲很严，如果我做得不认真，他就会骂我。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吴孟超：很严厉。但是这种严厉也让我很受益。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是班长，上课时间到了，有一个同学没来，我就急了，跑出去叫他。这个同学拿了个砚台去打水，正往回走。结果我跑出去砰的一下撞到他，砚台打破了，这个同学就哭了。我吓坏了。打破了要赔啊，我家里又穷，怎么办呢？果然，这个同学告诉他爸爸，他爸爸就到我父亲那里，要求赔。我晓得那天回家肯定没有好事，所以晚上回去一看我父亲脸色不对，就一声不响吃完饭睡觉了。然而那样父亲也不放过我，他拎着一根藤条：“起来，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儿，赶紧说！”我只好说我今天把人家的砚台碰破了。结果他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
记者：其实是被冤枉的。
吴孟超：冤枉也有一点冤枉。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也有一点太傲了。班长，管人嘛，神气了，可是回头想想当时还是应该好好地去找，跟同学好好地讲一讲嘛。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与人相处要平等待人。
记者：母亲对您也很严厉吗？
吴孟超：父亲对我很严，母亲对我很好，母亲啊……我是老大，我从国内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是母亲带着我出去的，路上受的苦难太多了。我母亲生了七个兄弟姐妹。她非常疼爱我，特别是很支持我念书。我知道母亲也很不容易，所以在学校念书也很争气，不是班长就是副班长。
1936年，吴孟超考上了当地华侨办的光华中学，校名是孙中山先生亲笔所题。所谓“光华”，即“光耀中华”之意。在那里，吴孟超开始接受了爱国思想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里，爱国的种子开始发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到南洋向华人宣讲抗日局势，号召海外华人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募捐支前。光华中学校长也在学校里广泛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活动，这使吴孟超了解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抗战主张，还知道了有一支坚决抗日的八路军队伍正活跃在祖国抗战的前方。
即将毕业那年，吴孟超和他的同学把本来用于毕业聚餐的费用省下来，通过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寄到延安。
就在毕业典礼即将举行的时候，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和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这让吴孟超和全校师生都激动不已。原本就渴望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吴孟超和他的六位同学立即作出了出乎家人意料之外的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40年，18岁的吴孟超和6位同伴一起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记者：您当时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途中，应该说是几经周折的吧？
吴孟超：对，当时经过了几个地方才回国。我从北婆罗洲坐船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坐船到现在的胡志明市，过去叫西贡。在西贡登陆的时候，要办过境签证。在那里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法国的海关非要我们摁手印，不准签字。我说我会写英文，也可以写中文，为什么要摁手印？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印象中，摁手印是对一个人的侮辱，所以我们感到很气愤，这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
记者：那你们怎么办？
吴孟超：因为只能从那里过境，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摁了。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耻辱。
记者：这件事当时对你们的行程有什么影响吗？
吴孟超：本来我们打算停留两天再走的，那天因为感到非常屈辱，就决定马上坐车去昆明了。从河口过了桥就到了中国地盘，大家都非常高兴啊，回到中国了。那时我们是准备要去延安的。
记者：为什么没去呢？
吴孟超：我们高年级的同学说不可能，延安在什么地方还搞不清楚，不可能去。后来我们就决定继续念书，大家就都考进了同济大学附中。
这年8月，吴孟超考进了昆明的同济大学 附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使他们与家中失去联系，经济来援的中断，使其他6位同学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只有吴孟超一人支撑到毕业。
记者：我知道那段时间你们过得挺艰苦，跟您一起回国的几位同学都放弃了学业，是什么原因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吴孟超：我父亲告诉过我，家里很穷，只能够供你这大儿子念书。我们是穷人，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念书，才有出息。我记住父亲这句话了。经济断掉了我也要坚持读。怎么坚持呢？好在当时学校对学生免收学费，吃饭可以不要钱，之外的开支就得自己去挣了。所以卖报人我做过，小学教员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
记者：您后来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您为什么选择学医呢？
吴孟超：为什么学医？我原来是想学工的。讲心里话，当时我很想学工，因为我小的时候采过橡胶的，也就是割胶。还有呢，我喜欢编篮子，我编篮子编得很好，当时很多同学都要跟我学，我们就一起研究，怎么编得更好，所以我想学一些工艺方面的学科。但是我的夫人，那时还是女朋友了，她劝我学医，她也是学医的。我想想也对，我们这些人平民出身，也没有什么政治后台，学了医，本事在我脑子里，将来就不愁生活了。所以我说那我就学医吧。
抗战胜利后，吴孟超的父亲曾经回到国内，劝说儿子返回马来西亚，但吴孟超对父亲说，抗战胜利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我希望能在国内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令吴孟超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父子俩的诀别。
1956年，吴孟超的父亲患了胆囊结石，由于当地的医疗水平低下，做了两次手术后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吴孟超才得到父亲的消息。
这使他心中的伤痛久久不能平复。
吴孟超：对于父亲，我心里是感到非常遗憾的。他对我要求很严，让我念书，让我有了知识，对人民有了贡献。但是我在部队里面，与家里的通信很困难。我并不了解家里的情况。父亲患病的时候，我已经是肝胆外科的医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