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桃园大队“四清”前后

作者:罗平汉




  采访手记:众所周知,在“四清”运动中,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今属抚宁县牛头崖镇)总结出来的“桃园经验”,对这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原桃园大队队长关景东经历了桃园“四清”的全过程,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前不久,我专程前往河北抚宁,对关景东进行访问,请他谈了谈关于桃园“大跃进”和“四清”的一些情况。
  
  罗平汉(以下简称罗):大伯,知道您的名字,是在有关介绍“桃园经验”的材料上。今天能见到您,非常高兴,想请您谈谈当年桃园“四清”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
  关景东(以下简称关):好的。“四清”运动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四清”开始时,我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兼治保主任,“四清”之后担任桃园大队的队长,在桃园的“四清”中应当说也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是1931年12月出生的,1949年入团,1952年入党。入党的那一年,县里决定在全县进行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试点。因为我是党员,县委领导要我带头,于是我组织6名党团员(赵品三、关景昌、岳广柱、付秉礼、关景兴和我)带动6户贫农,搭起了初级社的架子,并被上级命名为“关景东农业社”。
  为了把社办好,多打粮食,产量超过单干户农民,在全村乃至全县树立典范,那时我带领大家没日没夜地艰苦劳作。一分钱一粒粮我都极为珍惜,出门办事从未要过吃饭补助,早出晚归,都是饿着肚子回家。因为我们社穷,到春耕时只有半条牛(因牛是两家合养的),人家不愿入社,无法耕地、送粪。区委及时给我们贷了100元钱,我们用这个钱买了一头小毛驴和一袋化肥,总算能耕地了。当时,我们社还有两户特困社员,到春耕时没粮吃(那时经济条件好的户都不愿入社)。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6名党团员一条心,自觉地从家里拿粮食送给两户贫困社员岳文、岳友。
  一年的艰苦奋斗,换来了丰收,结出了硕果,我们社粮食产量居全村第一位。1953年秋后搞粮食统购,在县三级干部会上粮食算账交底,我们社居全县第一,受到了县委的表扬,我还出席了全省青年团先进代表大会,受到了团省委的嘉奖。从1953年到1957年,我们社粮食产量连续5年居全县第一。这几个第一使我在1958年光荣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劳模会。
  罗:听说桃园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生产形势的确不错,结果被当时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人无意中发现,并引起重视。那段时间中央领导人纷纷到桃园来参观,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关:有这么一回事。1956年,在毛主席办大社的号召下,桃园建立起了全县第一个高级社,当时叫东方红高级社,并选举我为社主任。到了1958年,在“大跃进”口号的鼓动下,全国浮夸风像海潮似的开始涌动。我们社是全县的典型,县委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绝不能落在后面。抚宁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强华找到我商量说:“你们是全县的典型,胆子要再大一点,劲儿再鼓一鼓,产量再提高一些。”我说:“每亩产量能达到650斤,争700斤数字,已是很难达到的了,再往上提,难度就更大了。”强书记说:“其他社产量订得很高,咱们这个先进典型也不能落在其他社的后面啊!”事情已到如此地步,确实无退路可走,一咬牙、狠下心,决定把原来亩产700斤的指标,又提高到亩产保700斤、争800斤。
  为落实这个产量,当时县委决定,在东方红农业社搞试验田,强华书记挂帅,由县委委员、农林局局长刘林清和一名技术员孙恩长期驻守,并指导全面工作。经县委研究,我们社拿出30亩地搞试验田,计划亩产保1000斤。对于亩产1000斤这个数字,在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我的思想压力非常大,但是县委已经作出了决定,我还是坚决执行,不敢怠慢。散会以后,我马不停蹄地回到社里,立即召开管委扩大会,传达了县委三级干部会精神以及各级领导的重视、要求与希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会场就炸了锅,总之大家一句话,亩产1000斤的任务无法完成。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大家认真地分析了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最后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事关重大,不能掉以轻心,表示决不落在其他社的后面,让先进的红旗永远飘扬在东方红社的上空。就在这一年里,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公布后,东方红社的社员生产情绪十分高涨,队与队,人与人,你追我赶,互争先进,谁都不甘心落后,这种劲头都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我们早出工、晚收工,精心管理,加之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农作物长势十分喜人。
  这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桃园离北戴河不是很远。8月的一天,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我们东方红社。他来之前,没有通知县委,当然我们更不知道了。他直接去了生产队和田间“微服私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是什么干部。只见他去了生产队队部,看了饲养棚,并和饲养员聊天,又到地里检查各种作物长势,找社员随便谈谈,问问社员的生活情况就走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中央来人了。
  第二天上午,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也来了,他的做法与杨尚昆一样,社员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事隔两天,唐山地委(那时抚宁归唐山专区管)书记周振华、抚宁县委书记强华和县长曹文忠都来了,这才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同时他们又通知我们:中央领导随时都可能到东方红社来视察,了解生产情况,来的领导多,时间长,要求我们以此为动力,借好东风,再接再厉,把工作搞上去,不辜负中央领导的希望。
  罗:到您这里来之前,我翻过《抚宁县志》。据其记载,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也来到了东方红农业社参观,请谈谈详细情况。
  关:大约是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到了我们东方红社。这一天,风和日丽,周振华、强华、曹文忠,以及卢王庄乡党委书记刘永会、东方红社妇女主任陈桂芝和我一起受到刘少奇的接见。接见时我向刘少奇汇报了全社的情况,王光美不时地作记录,并不时提出问题。由于刘少奇是湖南口音,有时问话、说话我们听不懂,王光美及时进行重复。当刘少奇问唐山情况时,周书记做了扼要汇报。之后王光美提出到试验田看看,我说:“试验田很远,坐车去吧!”王光美问:“有多远?”我回答:“有一里多地。”王光美说:“少奇同志可以走五里多路,我们还是走着去吧。”
  路上,刘少奇询问了社员生活情况,对政府有什么要求。我说:“社员生活水平提高很多,每个劳动日工值1元8角。男劳力全年可干270个到310个劳动日,全年可收入490元到560元;收入最高的是饲养员,达到365个劳动日,年收入660元。”刘少奇又问:“干部都挣多少?”我回答:“主任280个劳动日,收入504元;其他干部259个到270个;妇女劳动日在150个到220个,年收入270元到400元。”刘少奇又问:“干部还参加生产劳动吗?”我说:“因为高级社有试验田,干部每天到那里轮流参加劳动,干活就记工分。”刘少奇听到这里,点点头说:“社大了,事情多了,但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否则时间长了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对农村干部是十分重要的。”王光美又作了重复,告诉我们要时刻注意与群众的关系。我还向刘少奇提出社员们迫切希望丰富文化生活,想常看看电影。刘少奇问:“社员们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次电影?”我说:“几个月才能看到一次电影,希望领导能给解决一台电影机。”王光美当时就记了下来。
  到了试验田,多穗高粱正在吐穗,长得十分茁壮,地头上有标牌,上面写道:“多穗高粱2.2亩,亩产双千斤。”刘少奇看了后,问:“过去亩产多少斤?”我回答:“在600斤左右。”刘少奇说:“由600斤一下提高到2000斤,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王光美怕我们听不清楚,每句都详细重复一遍。我说:“我们的措施是加大了种植密度,一般种法是一垅单株,而这块地是大垅双株,株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田每亩施肥2000斤,试验田每亩施肥8000斤;大田追肥一次,每亩30斤,试验田追肥两次,每亩60斤,并保证旱时浇水。以每亩5000株计算,每株分蘖4个穗,每个穗1两,可产2000斤。我们再进一步加强后期管理,不让棵苗早衰,增加颗粒重。从现在长势看,双千斤是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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