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作者：陆立之
早年经历
刘仁静1902年生，肖虎，个性有些虎劲；人很憨厚、执拗，对理论问题的分析清晰，但有些迂。关于东大学潮的起因，刘仁静分析透彻，他指出：（1）“旅莫支部”是不合法的小组织，当初因为照顾初次到莫斯科学习的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临时性地设立了一个“支部”，帮助同学生活；第一期同学刘少奇、任弼时等回国后，“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叶青）别有用心地将“支部”变成固定的党组织，操纵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限制（不允许钻研马列原著，图书馆专业讲师不接待中国同学），其用意是垄断俄文原著学习，只能听信“支部”的翻译人员讲解。在生活上，因是供给制，日常生活用品、衣服鞋帽、大衣手套、洗漱用品，以及理发洗澡和观剧，都由“支部”控制转手，其他国家（日本、土耳其、印度、越南……）学生都直接由校务办发放实物和证券以及每月零用钱。“旅莫支部”为什么“卡”住同学们的生活与学习，很明显是中国官僚式的有中饱之私。在国际规章方面这也是违法的。按共产国际原则，任何国家的“支部”党员到达莫斯科后应在当地过支部生活，因为“工人无祖国”，只有党，在莫斯科私设同学会式的“旅莫支部”是不许可的。（2）1927年第三期同学到达莫斯科，绝大多数是刚从斗争火线上退下来的战士，在学习中只听到翻译们解说形势的“转折点”（根据布哈林文章：《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不少人扑在图书室查字典，啃论文原著，发现罅漏；（3）国内南昌和广州两次暴动失败后，又在东大增设了临时军训班，约200人只准受入伍训练，不学习理论知识，甚至被禁止与东大本班中国同学交往……这些不近人情的“支部”决定，导致几百人不满。“旅莫支部”的非法措施引爆了学潮。
据朱代杰介绍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他是党的一大13个代表中较年轻的，当时只有19岁，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和李汉俊争辩。又知道，刘仁静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钻研马克思主义，曾与自由主义、国粹派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辩士黄警魂等人论战，引“马克思说”为据，批判了谬论，因此在北大获得“小马克思”诨号。他还是“五四”游行的带头人之一。
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刘仁静指出了它的错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宁与托洛茨基合作的胜利，这有书为证（美国进步作家约翰·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俄国人民最初呼喊的口号就是“列宁、托洛茨基！”但是列宁病逝后，斯大林禁绝了这本书，并且篡改历史说是列宁与斯大林创建了“十月革命”。斯大林粗暴地专权，排斥异己，列宁曾形容说：斯大林像一个不善烹调的厨师，任何菜肴里都撒一把胡椒。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策略的错误，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必然会失败。刘仁静赞扬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在列宁学院成了“反对派”（托派）。
书生意气
刘仁静由于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追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共产国际将责任诿卸在中共领导人头上，托洛茨基讲了公道话，证实是国际代表虚报情况，互相争宠，而共产国际领导层又闭门造车，遥控指挥，所以酿成恶果。刘仁静崇仰托洛茨基，即以为托洛茨基才真正懂得中国问题，对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校长、托派的理论家拉狄克（他主讲“中国革命问题”，引证中国古代就有资本主义萌芽，分析详尽）也倍加赞许，认为他是一个可信赖的革命理论家。刘仁静回国时，特别绕道去土耳其专访托洛茨基，自谦为弟子，却惹来了日后的“麻烦”。回国后，早年的挚友恽代英敦促他向党中央报到，刘仁静则认为李立三在执行斯大林路线，是官僚腐化分子，并且想另树一帜，按托洛茨基意见，要从事议会斗争。这时候，在上海已有两股人举起了“托派”旗号——一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被驱逐回国的梁干乔、宋逢春等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名叫“我们的话社”；一是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由他的老班底五六十人（号称81人）组成小集团叫“无产者社”。刘仁静自诩是托洛茨基的入门弟子，也与宋逢春、王文元组成了第三个托派小集团，叫“十月社”。此后，又有王平一、徐乃达、赵济等5人合组第四个托派小集团，叫“战斗社”。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四个“托派”组织与王明、博古等展开了斗争。这时候的刘仁静凭书生意气，也与陈独秀抗衡，曾在争论中对陈独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自以为中国只有他能解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是取真经的人。其实，当时四个“托派”组织各有意图，谁也不能实践“不断革命”。刘仁静很快被宋逢春、王文元排斥，他又单枪匹马独自为王，组织成立“明天社”，独自一人自编自导自演，没有喽罗，没有观众，更没有掌声和鲜花，不久就湮没了。
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路线的“第三时期”、“马鞍型”、“波德约姆”（高潮或高涨）等观点，主张与国民党拼“议会斗争”……这也是幻想。蒋介石既扼杀共产党，更不会容许中共参加议会夺权。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有7个名额，也只是陪衬的摆设。
后来，“托派”四个小集团先后解体。刘仁静也只得落荒逃遁了。我对刘仁静的执着个性觉得近乎迂，从理论知识的角度看他很有成就，但在革命实践的行动中只凸显出书卷气，与工农兵还是有距离的。
自我反思
刘仁静被各方排斥后，对党、对“托派”、对政治都兴趣索然，又蜷缩在书斋中从事译作。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为“神州国光社”译出了几本马恩经典巨著，之后在北平又译出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归队，经与刘少奇一夕谈，返璞归真，后埋头译出《普列汉诺夫文集》等，追还了书生本色。
这是刘仁静闪光的一面。
平时，刘仁静待人接物忠诚友爱，即使在会场争辩中口沫飞溅，喋喋不休据理力争，会后仍和颜悦色协助对方解除困境。例如宋逢春、董剑平等生活维艰，刘仁静屡屡解衣推食济助，他有善良的心愿，不计仇怨。别人背后詈讽他为“刘姥姥”、“刘神经”，他置之一笑，豁达大度，从不反噬。在派系斗争中，别人耍花招玩权术，争逐选票，他都坦荡固守原则。这许多优秀的秉性，是那些争逐名利的丑角应愧对的。
回溯往事，刘仁静的直率认真也是值得纪念的。
刘仁静的功过是非，其长处是率直，他从不隐悔、不说假话。他钦服托洛茨基主张就直率地批评李立三中央是斯大林尾巴、官僚主义。他的政治信念，从19岁起始，在党的一大上争论问题，藐视“教授”的尊严，这在当时是一鸣惊人的。随同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中共发言，也语惊四座。回国后主持共青团工作，在当时几个知名的知识分子（陈望道、邵力子……）拂袖而去脱离中共时，刘仁静则是积极坚定的。他在生活方面，在发现周佛海与杨淑慧私奔事等后，忿恨这类苟且行为，鄙视这些无节操行径，自己始终不逾规，决无秽行。在莫斯科学习时期，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都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他始终不涉足污行，一直是个正派的大丈夫。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顿悟昨日之非，坦诚地进行了忏悔。他说：“由于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我自以为是，不服从组织的纪律，因此当我不同意党的路线的时候，就进行闹分裂的派别活动。”这些应该是符合他个性的真心话。但当时正值解放初期，刘仁静被定罪为“托匪”、“反革命”、“反党”。于是，他平静的生活又夭折了，失去了北师大讲师的职业。“文化大革命”时期又遭殃，虽不判刑，却遭囚禁，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获自由。1986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许，刘仁静按习惯，由住宅去对邻的北京师大广场参加晨练。不料，一辆失控的公交车在朦胧的薄雾中飞驰而来，撞倒了这位85岁的老人，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后，由国务院参事室王海容主持，在八宝山举行悼念仪式，随后火葬。刘仁静坎坷的一生，就此划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