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审判员智斗姚文元
作者：王文正
审判员史笑谈问姚文元：“起诉书指控你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是不是事实?”
姚文元的回答令人一惊。
他说：“我在1967年1月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的言论……起诉书上说是张春桥、姚文元是这么讲。讲话只能是一个人讲，究竟是张春桥讲，还是姚文元讲，起诉书里边没有说清楚。”
他并不正面回答法庭的提问，而是从另一方面反过来向法庭提出了问题。
接着，姚文元就对起诉书上的一些“没有说清楚”的提法，从文字上对自己进行了辩解。
这种以守为攻的做法，“四人帮”中只有姚文元能够具有这种能力。
面对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刺，法庭宣读了经姚文元和张春桥审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该文第一页中说：‘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该文第二页中说：‘这一小撮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该文第十二页中说：陈丕显‘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两面派的权术’，‘在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
接着，法庭又宣读了张春桥1967年12月12日在这上面的批语：“已阅，等姚文元同志意见来了以后，就可以发表。退徐景贤同志。”
这样的证据不可说是不充分。
可是，姚文元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他说：“这一篇文章不是我去组织的，是他们上海市委组织文章送到北京来的……既然我审阅过，那么我负审阅过的责任。”
我在审判台上听着姚文元的辩护，真为这个家伙此时此刻还能如此精明地进行自我辩护感到有些吃惊。将一件事情的责任合乎情理地一分为二，“只负审阅过的责任”，这是一个多么善于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家伙!
他接着说：“我现在记不起来我审阅之后提了什么意见，反正以事实为标准。但是里边讲的陈丕显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等等，这一些，那是文章的话……”
我在审判台上听得出他竟然将自己应负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那些话都是文章里的，不是你们起诉书上说的是由我姚文元说的。
既然开始时只承认负审阅的责任，而现在又将责任推给了文章自己，那他姚文元还有什么罪呢?
姚文元怕自己的辩护会引起负面的反感，最后又在结尾时不得不点了一下。
他说：“这些攻击当然是错误的……”
他又说：“我在这里向陈丕显同志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还有上海市、区、基层的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道歉。”
审判员针对姚文元的辩词提问：“你审阅过，你应不应该负责?”
姚文元的回答滴水不漏。
他说：“我审阅过，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我没有讲过这些话。”
事情的辩护终于见“底”了，原来姚文元的目的是想将起诉书上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全部给推掉。
然而，这个观点姚文元又是如此小心地提出来的：“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
法庭针对姚文元的辩护，宣读和投影了徐景贤1968年1月16日在《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上的批语：“春桥同志：此文已在你的第二次修改稿上，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意见，将涉及中央会议的提法尽行删去。我的意见可以发表了，请你最后阅定。景贤1月16日。”
宣读后，审判员问：“那篇文章里边，其中涉及到中央会议的一些内容，你建议删掉，这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里诬陷陈丕显那么多，你建议了没有，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这个呢?”
审判员这么一问，正好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他那光光的头顶晃了几下，一下子没有辩护的词语。
在事实面前，姚文元只得承认了事实。
可是，他的承认也是很有分寸的。
他说：“那是我犯了错误嘛，犯了错误我承担这个责任。”
姚文元整个法庭上都严守着一道防线，那就是只认错，不认罪。
姚文元的不认罪既不像江青，也不像张春桥，他既让你看不出表面的对抗和不满，又让你觉得他的态度还是较好的，他柔中有刚，利用自己对于文字和语言驾驭的能力与法庭周旋。
记得在预审的时候，当问到有关天安门事件，将那么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参加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这是不是错了时，姚文元一开始说：“错了，肯定是错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态度，他又补充说：“特别是还把这事情栽在邓小平头上，那太不合事实了，这跟他无关，这是错了。”
接着姚文元就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去做了，也没有办法。”
姚文元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将自己应负的责任全部都推掉了。
这也是“四人帮”一伙人惯用的伎俩，只是姚文元比其他几个应用得更巧妙。
那么，姚文元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事实是不是他所辩护的那样，事情错了，全错了，但他却只是执行，而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呢?
预审时曾向姚文元当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晚，他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小样，文章里早已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正是姚文元一伙人所炮制的一系列虚假情况，才导致了毛泽东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定。
接着，预审人员又出示了他写的日记。
姚文元在日记中声称：“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并声称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要镇压”，“要杀人”。
面对事实，姚文元无法再为自己辩护，肥胖的脸一下子红了，头上开始冒出了热汗。
姚文元支支吾吾地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是对立的，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罪行严重，罪行严重”。
这是姚文元在被捕之后的整个审判过程中，首次承认自己有罪。
（摘自《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