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联合国工作忆事
作者：周 南
毛主席面授机宜
1971年10月26日上午，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从钓鱼台国宾馆前往机场，他在汽车里对叶剑英讲：“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但是他估计错了。就在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起飞之前，我们就得到前方的消息，联合国大会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两阿”提案。这是一个特大喜讯。
10月26日晚上，毛主席起床后，马上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非常高兴。在中南海住处，毛主席对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进入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周总理说：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教导。所以他建议：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那届联大会议已经开到一半，这样做实际上是想等1972年再去。毛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乔冠华）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这次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
这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做了指示。他说，最重要的是准备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毛主席还对乔冠华他们说：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没过几天，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宣告成立，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代表是符浩、熊向晖和陈楚，符浩还兼任代表团秘书长；副代表是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鷁和张永宽。我以一等秘书的身份也参加了代表团。
11月6日，新华社记者高梁以代表团秘书的身份，率领其他5位中国官员作为先遣小组，带着介绍信和几面五星红旗，先期去纽约，定旅馆，做准备。在欧洲转机时，美国记者发出报道说，中国人“宛如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代表团正式出发的前一天，11月8日晚上8时，毛主席约见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毛主席要大家提高警惕。他对周总理说，马上发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最后，毛主席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都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就这样，11月9日，我们匆忙上阵了。
布什“巧”遇乔老爷
我们头一次到联合国去。那是个大事，也是个新鲜事，轰动了整个纽约，来采访的记者很多。美国报刊曾事先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列排进入联合国。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完，当时规定，正式的宴会、正式的场合，要穿民族服装，不能穿西装。因此，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联合国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但并没有排着队、举着“小红书”进去。
到联合国的头一天，我们碰到的最有意思的人是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当时他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拼命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这时候我们已经进去了，基辛格也访华了，他也要搞点现实主义，但转弯子又不好太露痕迹，怎么办呢？据说他向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他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态度一下子就变热情了。
中国代表团初次进入联大那一整天，大会的正常议程被打断了。各国代表团都上台致辞欢迎，有的讲得很热情，说中国早就应该进来了；有的讲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来，联合国不成其为联合国；有的讲你们进入联合国以后，《联合国宪章》才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过去是受超级大国的操纵、控制。这一天后来成为联合国的“中国日”。
那些天，美国媒体用大量报道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甚至还刊登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代表团的某人是“美男子”，等等。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在模拟联合国的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当时，我写了一首《浪淘沙·初抵纽约》，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纽约虽然繁华，总难舍思念祖国之情。
白浪蹴天浮，望断惊鸥，自由神向黯中愁。
火树银花不禁夜，慾海横流。
把盏对吴钩，几度楼头，萧疏华发过环球。
若问九州何处好，那似神州。
“遭遇战”与“摆乌龙”
我们到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已经开了两个月了，我们没有足够人手参加联合国所有机构的工作，但重要的部门还是要参加的。最重要的当然首先是安理会，接下来是第一委员会，即政治委员会；第二委员会，即特别政治委员会；第三委员会，关于社会问题的；第四委员会，即反殖委员会；第五委员会，关于经济问题的；第六委员会，即法律委员会。中国代表团设置了政治组、经社组和行政组。政治组主管安理会、第一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开始的时候我是政治组的副组长，负责安理会和第一委员会的事务。
刚到联合国，我们连议事规则都不熟，而在联合国打程序战又很重要，往往实质问题就是从程序上反映出来的。因此，我们开始打的是遭遇战，有点“打乱仗”的味道，难免出点差错。
我们出的第一个笑话是在一个专门委员会会议上。有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要唱名表决，专门委员会主席按照国家英文首字母的顺序一个一个地叫。我们出席会议的代表当时比较紧张，叫到乍得（Chad）的时候，他没听清楚，以为是叫China，就答了一声Yes。结果出了差错。因为那时候我管会务，专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坐在大会会场里边。当时章含之是我们那位代表的翻译，她急急忙忙跑过来，神色慌张。我说怎么啦？她说出事啦，按错钮，答错啦！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跟专门委员会主席说清楚，让他纠正过来；会议还没散，也可在会上补充做个声明，把会议记录改过来。她就匆匆忙忙回去，回去之后就改了过来。但这点事还是被记者们抓住了。结果第二天，纽约亲国民党的报刊登出大标题报道，说中共代表“大摆乌龙”。
“大摆乌龙”是广东话，就是闹笑话，搞错了的意思。但我始终闹不清楚这个词的来源。后来在香港，我问霍英东，你们广东人老讲“摆乌龙”，黑色的龙跟闹笑话、做错事有什么关系？他想了半天，说“乌龙”恐怕是从英文Wrong 来的，是“错误”嘛！
身在龙潭虎穴
我们到了联合国，因为一时找不到房子，临时住在离联合国总部较近的罗斯福旅馆，包租了两层。我们警惕性很高，因为“身在虎穴”嘛，这也是毛主席的指示。即便是这样，还是出了事，我们一个公务员被人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