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８６３计划”是怎样出台的
作者：崔禄春
形势咄咄逼人，中国怎么办？
20世纪80年代，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实践证明，谁掌握了高技术，抢占到科技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可以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独立，战略上更加主动。因此，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惜花费巨额投资，组织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为迎合这场“革命”，1981年秋，以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格雷厄姆和美国氢弹之父泰勒为首的数十名科学家向美国总统里根进言，提出了一份题为《高边疆：国家生存的战略》的研究报告，认为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技术可在21世纪建立确保美国安全的战略防御系统，从而夺取对苏冷战的全面优势。一年多后，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发表了题为《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即SDI)的广播讲话。《战略防御倡议》，简单地说就是使对手的核武器失效和过时，与自己的进攻武器相结合会“助长侵略政策”的一项所谓战略防御计划，因为与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非常相似，所以人们称其为“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应。苏联及东欧集团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仅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国家争先恐后地相继出台科技发展大举措，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85年也因此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星球大战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演说发表以后，中国国内各方面也反响十分强烈。从1984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分析、研讨、论证。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从表面上看，“星球大战”只是一个重点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但就此计划囊括了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这一点看，其间除了军事目的外，还有其深远的政治目的。美国试图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以确保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美国是企图利用“星球大战计划”在高科技领域独占鳌头，最终达到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目的。
中国不能观望和等待。中国曾经搞出了“两弹一星”，在国际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同时也建立起我国高技术的初步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要是不努力赶上去，就会又落后，前功尽弃。针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对策问题，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座谈，提出过要采取对策的设想。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下来，对高新科技的发展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些前瞻性和长远的设想更显得不够。最为关键的是，在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却仍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有人说，国家花这点钱，就算花10个亿，算算看，每个公民不就只出一块钱吗？再少一点，一个人拿一个鸡蛋出来，这点钱总应当花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我们的国力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现在他们搞高科技，我们可以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他们搞出来以后，我们也赚了钱，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了。
四院士联名上书
到1986年初，争论仍在继续。许多科学家对此心忧如焚，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加重了科学家的历史责任。著名光学家王大珩和著名电子学家陈芳允面对现实世界涌起的洪波，深深地思考着中国的对策。
时任国防科工委专职委员的陈芳允院士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陈芳允是中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是一位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曾主持试验通讯卫星和微波测控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他的发言引起了在座的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的共鸣。王大珩早年曾留学英国，被国内外同行公认为“中国光电学之父”，是中国光电学行业的奠基人。王大珩与陈芳允都发现对方的见解与自己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则是有可能的。就是先谈一个“有”字，先求“有”，不求量。
1986年2月的一天晚上，陈芳允专门为此事登门拜访王大珩。他们谈得很投机。他们都是“两弹一星”的元老，都亲身经历过核武器从“一点没有”到“有一点”的过程。
王大珩说：我国早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应该对大家有所启悟。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们的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经济实力也完全不能和美苏等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但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了，只花了不到美苏1/20的钱就搞出了“两弹一星”，这样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人家就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我们占据一席之地，人民也才有了不受核威慑的生活环境。搞高技术发展研究也是这样，我们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完全可以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
陈芳允对此深表赞同。他们继续议论到，国家与小家一样，都要精打细算过日子，都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不得不花的。涉及到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而且是必须要花！
他们越说越激动：“没钱我们突出重点项目行不行？我们制定有限目标行不行？没钱我们少买几辆豪华轿车行不行？我们不坐进口汽车，坐我们自己的国产车行不行？……”
“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陈芳允说。
“对，应该让最高领导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王大珩说：“这个点子太好了，我看呀，咱们一不作二不休，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算了。”
一向很平静的陈芳允有些激动起来：“我看呀，这封信就先由你来起草吧。”
“可以！”王大珩痛快地答应下来。
陈芳允和王大珩的想法也得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呼应。王淦昌是中国核物理学界的泰斗，为中国的氢弹和原子弹的研究立下了赫赫功劳；杨嘉墀则是中国著名的航天专家，曾参加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一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样，为中国“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决定联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封信，提出一个发展中国高技术研究的建议书。建议书由王大珩起草，为慎重起见，他前后修改了多遍，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大珩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有个助手，他是搞空间科学的，对前沿这方面东西稍微知道一些。我说你先写。他把前段的背景写了后，找我说，后面的我写不下去了，所以后半段主要是我写的。我们那时着重考虑的是国防，当时我的概念里面，高新技术首先是用在国防，对我来说经济概念上差一些，小平同志那时已经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写了以后，陈芳允同志提出，建议的内容不仅要写有关国防科技，还要把如何带动民用高科技写进去。我起草了初稿，然后进行多次修改整理，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文稿，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