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忆何干之导师
作者：陈 威
在提笔写这篇短文时，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沉浸在风华正茂的激情岁月……
1956年，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时我在广西省委机关工作，就是乘着这股“东风”，在组织的亲切关怀下，考入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由于该校录取的新生偏多，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根据教育部的安排，按入学录取分数线的高低，分别转入其他高校。我荣幸地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尽管那时对中共党史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但在选择专业时，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共党史专业。原因很简单，党史专业有全国著名的党史专家、一级教授何干之以及胡华等知名学者。我这次师从名师的选择，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和专业基础，为毕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党史研究工作，迈出关键一步。在步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时，依然无怨无悔。
入学不久，党中央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58年，掀起了兴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热潮，人民大学邹鲁风副校长兼任四季青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党史系的数百名师生下放到黑塔大队各生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半工半读。干之同志这样著名的大学者，也和我们这些学生一起，驻进了西平庄，并邀请他的夫人、当年任北京农业大学马列教研室主任的刘炼同志来给我们作报告，使大家都很感动。
参加了几个月热火朝天的劳动之后，师生们又回到了校园，逐步恢复了教学秩序。干之同志有感于“左”的思潮泛滥，主动开设《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新课，带头登上讲台，为党史系本科学生上大课。记得有一次在人民大学平房图书馆的授课大厅，不仅党史系的学生到了，外系的学生也慕名而来，整个大厅挤得满满的。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讲课休息时，干之同志独自打着黑布雨伞，手上拿着讲稿，聚精会神地在细雨中边走边读。他的讲稿，都是用毛笔写的，整洁、工整，平时他说话有些口吃，但在讲课时，却很少口吃，讲得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深深地抓住听课学生的心。我想，这除了他理论功底、史料功底深厚外，跟他的执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分不开。上边的情景，就是生动的写照。
1961年，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引下，全党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各项具体政策，继农村、工业、商业条例之后，教育部制定了《高教六十条》，教学秩序迅速走上正轨；同时出台了若干新的措施，在有条件的高校，开始了培养正规导师制研究生。经教育部批准，人民大学的若干重点学科分别指定名师，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品学兼优学生作为第一批导师制研究生，其中，中共党史专业5人，导师为何干之、胡华教授。这样，我又荣幸地成为他们的研究生。可以说，到这时，我师从名师的愿望真正实现了。
那些年，干之同志被借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承担国家重点专著的写作，指导研究生的具体工作，基本上由胡华同志承担。但我们仍能从干之同志研究的新成果中不断汲取营养。他欣然接受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建议，准备撰写《蒋介石传》，多次把研究成果──《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在党史系作报告。只要是他讲课，我们都去聆听，从他渊博的学识中，从他严谨治学中，从他对史料的掌握和概括中，从他开创性的研究中，受到教益，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
1966年春天，我们完成了学业，毕业分配工作。当时，哲学界、史学界、文艺界的各种批判之风已越刮越猛。但国家培养的首批导师制研究生，还是很吃香的，都争着要人。山东大学还派出专人拿着老教育家成仿吾校长的亲笔信，找教育部领导和人民大学（成老曾任人民大学校长，在陕北公学任校长时，已跟干之、胡华同志早就相熟），希望能从5个党史研究生中给他们两位。我是4月下旬去山东大学报到的。走前，干之同志在林园红楼家中亲切与我长谈。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是他对党史事业的热爱。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曾有几次机遇，让他出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或中山大学副校长，因为他不愿放弃从事党史研究和教学，都婉言谢绝了。郭影秋副校长来人民大学主持工作后，给他辞掉了外边的兼职，把刘炼同志也从农业大学调到人民大学来了，目的是让他专心致志地在人民大学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因为他太热爱这个专业了。二是他对实践的向住。他深情地表露，如果不是年纪大了，他愿意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去，从县委书记做起，提高自己驾驭实际工作的能力。他说，即使在延安那样艰苦的岁月，组织上安排他住的窑洞也是用石头砌的，每月还有20元津贴，比领导人还高，后来在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人民大学，不管是当院长还是当系主任，都为他配备了很强的助手，让他专心做研究工作，这就使得他缺乏行政领导工作的锻炼，想补上这一课，但为时已晚。我想，干之同志语重心长地谈这些，作为临别赠言，是在鼓励我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好好工作；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实践中增长自己的才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那天，干之同志还十分真诚地说，你明天就走，来不及了，如果早点告诉我，我请你吃顿便饭再走。随后，他提笔给山东大学教育长张琳同志（成仿吾校长夫人）写信，让我带上。次日，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母校、离开导师，赴山东大学报到，随后，给干之同志写了信。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长谈竟是跟导师的永别！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高校首当其冲，干之同志、胡华同志等许多教授被戴上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批斗。干之同志挺过了这一“关”，但已心力交瘁。当他获得“解放”、准备接受新任务、“我还要研究党史，希望还能为党工作十年”时，1969年11月16日，突发心肌梗塞，倒卧在“下放”的京郊农村土路上。一代宗师就这样壮志未酬地离开了人世。历史悲剧不应淡忘。3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痛感，这是高校党史教学战线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