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周恩来与１９６７年归国留学生
作者：白小乐
果断排险 扭转危局
1967年1月18日，中国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外国学习的留学生全体回国，参加国内的“文化大革命”。2月1日下午2时，我们第一批留法归国生乘坐的国际列车准时开进北京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往车站迎接，并亲切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我们被北京航空学院派来的大轿车接到院里安置。据说，许多大学都曾表态乐于接受我们。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的各派群众组织派性严重，都想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压倒对方。北京航空学院捷足先登。当天晚上学校没有安排活动，我们睡了个好觉，消除了多日旅途的疲劳。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发现整个校园的气氛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昨天进校时满校园的大标语、大字报全部变了样。原来欢迎我们的大标语不见了，全部变为批判我们的标语和大字报。记得有这么几条：“反修反修，越反越修！”“反修战士，修正主义苗子！”“留学制度，修正主义温床！”等等。该校的一个群众组织还贴出“海报”，勒令我们晚上参加他们在校礼堂组织的辩论会。
我们都感到莫明其妙，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告诉我们，是我们西装革履惹祸了。在国内，这些服装太不合时宜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像陈毅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迎接我们时，都身穿棉大衣，头戴棉帽，从远处望去像是一个进城的老农民。那时最流行的服饰是一身军装绿或布料学生装，对西装革履的着装造反群众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有人还偷偷地对我们说，造反派没有给你们用剪刀剪烂就算是很客气了。
晚上，我们准时到了辩论会场。大会发言时政治“帽子”满天飞，而且不容我们申辩和解释，整个会场乱哄哄的，就像是一群没教养的人在吵架一样。后来，造反派分成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一拨围着我们一个人搞“攻坚”。辩论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样的辩论会在当时算是比较文明的了。因为在激烈的“口水”战中没有发生武斗。但是如果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就会有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就像许多大学里曾经发生过的武斗事件一样。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当即指示教育部派车把我们接到北京友谊宾馆安置。到宾馆后，周总理特意命令从海军仓库里调来一批棉布冬装，发给我们每人一套。从此，海淀区中关村一带多了穿海军蓝衣服的青年群体。当地一些不了解实情的群众，有的把我们当做归国华侨，更多的人把我们当做日本青年访华团的人。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奉命回国的留学生陆续来到友谊宾馆。在外界看来，我们似乎从国外的“天堂”又走进了国内“天堂”。其实不然，我们不是外宾，这里也没拿我们当客人。组织上让我们住在这里，主要还是出于对我们的安全考虑，减少同外界人员接触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纠葛和麻烦。
我们居住在友谊宾馆北院的东楼和南楼，之前这里接待过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我们进来之前，这里的工作人员重新打扫了一遍，房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里没有床，我们睡在厚厚的地毯上，小房间住五六个人，大房间住十几个人。我们的生活费享受大学里最高助学金标准，每月每人19元，其中伙食费12元，月票（半价）4元，剩下的作为零用钱。
谆谆教诲情深意长
我们住进友谊宾馆之后，马上面临的是如何参加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于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到了这里，原来的组织系统一下子乱了套。干什么，怎么干，全靠自己独立思考后作出选择。当时的流行说法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在大家对前途感到迷惘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及时对我们如何参加运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大意是，我们可以到一些大学里看看，要多看多思考，不要表态；大字报可以写，只限于在宾馆内部张贴（即友谊宾馆北楼会议室），不要上街；搞大批判，要跟着中央走，中央没表态的不能乱批，乱批会打乱中央的部署。由于周总理的这些指示无法按组织系统传达，主要靠同学之间相互传递，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基本精神不会错。由此可见，周总理对我们这些留学生关怀备至。
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这主要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他在对归国留学生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作出指示后，仍然关注着住在友谊宾馆里的同学们。2月16日，陈毅副总理受周总理的委托，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并作了长达7个多小时不间断的报告。陈毅始终站着讲，而且没有稿子。从晚上9时开始，直至次日清晨才结束。就在陈毅接见同学们的当天，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党政军工作负责人碰头会，陈毅与其他老同志一起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现实的严酷斗争使他对国家的前途非常忧虑，也使他对青年一代寄予了厚望。他的讲话率直真诚，殷情切切，旗帜鲜明，落地有声，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政治上的无比关怀。他讲话的基本内容是：干革命，要讲政策；要顾全大局，团结绝大多数人；要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等。他说：“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决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他还结合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坦诚地谈了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不同见解。
周总理的指示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完全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护和关心，只是形式和风格不同罢了。可是，在当时能够真正完全理解他们良苦用心的人并不多。社会上的一些人把我们看做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千方百计插手进来。少数年轻学生抵挡不住各种政治上的诱惑和压力，很快卷进了社会上的运动。
按照“归口管理”的原则，归国留学生划给了外交部。在外交部，两派群众组织斗争的核心是对待陈毅的态度问题，一派要打，一派要保。1967年初，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形势下，要打的一派占了上风。归国留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赞成打倒陈毅的，尤其是我们年龄大几岁的学生，甚至反对对陈毅的不恭态度。这些人自然成了清一色的“保守派”、“逍遥派”。
1967年下半年，在王力、戚本禹等人的煽动下，北京外事口的一些群众组织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特别是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严肃批评。同学们认清了那些自称“文化大革命”旗手们的“庐山真面目”，并同他们在行动上划清了界限。从此，归国留学生队伍中重新出现了风平浪静局面，友谊宾馆里同学之间的真正关爱和友谊多起来。
在那无所适从的日子里，同学们忙着做两件事：一件是坚持自学外语；另一件是抽空谈恋爱。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生理发展规律，同学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政治上的紧张气氛，无法阻止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和权利。为了追求轻松、温馨的生活，一些人坠入了爱河。有些同学选择的目标在同学之间，进进出出，双双对对，令人羡慕不已。有些虽然不在同学之间，但绝大多数寻觅的目标也是在国内同期的大学生中。正所谓“登高远望，极目苍凉，正切秋水伊人之想”。可能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在无所作为的日子里，许多人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在一段时间里，友谊宾馆及其周围地带，成了最具青春活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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