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与范长江的交往
作者：严怪愚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我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的记者告诉我，说：“名记者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我说：“本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他说：“什么名记者？！”“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范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我说：“我佩服的倒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我认为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为范长江生色，而是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篇文章给《大公报》生色。”
第二天，范长江果然来了。我们谈了一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事，便问他与我同旅社住的那位《武汉日报》记者的思想情况。他告诉我：“这个人的确有点阴阳怪气，他想向上爬，却又十分自尊。想做个名记者，却又不与外界接触。他经常瞒着别人找特殊新闻，想做个新闻‘走私贩子’。可是却一直站在新闻圈外，没多少人理会他，所以他经常牢骚满腹。猜忌人，日子很不好过。”
我听后，讲了一则伊索寓言：“牛辛劳地在耕地，一只苍蝇围绕着它飞鸣，牛不为所动，苍蝇说：‘牛大哥，你可能有点麻木了？我这么找你开玩笑，你却没有感到似的!’牛说：‘苍蝇小姐，对不住，我还不知你的存在!’”
我们相与大笑。
良久，范长江说：“这个人在开始向恶性方面发展，但还没有烂。我们大家应当设法帮助他!总而言之，只要他基本上同意抗战，愿意为抗战做点宣传工作，我们便应当争取他，团结他。”
我个子本来比他高，但突然间，觉得我比他矮了半截。
范长江称我做“老乡”，我说：“我不是四川人。”他说：“我却是湖南邵阳人。”我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他祖父是由邵阳范家山迁居四川内江的。但他还没有到过邵阳。他说，他路过湖南时，一定要到邵阳范家山为祖先扫扫墓，并要我陪他。
谈到邵阳，他精神百倍，并且非常自豪。他说：“中国有三个大县，即邵阳、合肥、番禺。三县中，又以邵阳为最大，人口列全国第一。曾国藩说过：‘修到湖广便是仙，而湖广以衡宝（宝庆即今天的邵阳）为最。’这话是不错的。”……湖南古丈县的田赋银子只九两八分七，邵阳的田赋却有二百七十几万两。“这是个多么重要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祖先曾经耕耘过的地方!”
他说起来，如数家珍。
我惊异，说：“你怎么记得这么些事?”
他笑了，说：“新闻记者嘛!——新闻记者没有丰富的常识，怎么能将世界上的新事旧事告诉读者呢!”接着就严肃起来：“没有常识，便等于没有感觉!……说起来，我实在还够不上一个记者。我是北大学历史的，而且自认对中国民族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可是一到‘那边’（指延安——笔者注），不管哪一方面，我都成为一个白痴了。那些人，哎！那些人，多么丰富，多么伟大呵！他们熟悉过去，掌握现在，并且能精确地预测将来！中国的每一个旮旯，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了如指掌。……有机会，我劝你过去看看，学习学习……”
为生计所累，我一直没有到“那边”去“看看”。1939年秋，范长江到邵阳，我陪他去范家山为他的祖先扫了墓。
在范长江鼓励、指导下工作
徐州突围后，我先回长沙，不久，范长江也来了。他促我出面筹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湖南分会”。我束手束脚，不敢大刀阔斧地干。我说：长沙情况复杂，CC分子、复兴社分子争权夺利，无孔不入，稍不慎，青年记者学会便会变成派系记者武会。他说：“‘青记’是团结、培养、教育青年记者的社团，除了汉奸，只要他是进步的、愿意抗日的、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都可以吸收。胆子放大些。出不了什么问题!”在他的鼓舞、督促下，我“大胆”地发展了4个会员。与当时全国1000多个青年记者学会会员比，等于没有工作。1938年5月，开完“民族音乐演奏会”后，我离开长沙到湘南和广州走了一遭，然后在南岳整整住了3个月；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力报》迁邵阳，我回到家乡，“青记”的工作交给另一位同志负责。武汉弃守，“青记”迁长沙，我赶到长沙，范长江责备我：“你怎么做起‘新闻隐者’来了?”我说：“看着目前情势，我有点丧气!——1927年大革命时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当时16岁，也一样坚定兴奋，做了一些我应当做的工作。那时期，提到‘革命’两字，便像红光耀眼，大家都靠拢去，可是北伐军一进徐州，国民党反动头子与北洋军阀妥协了，‘革命’两字便变了颜色，灰溜溜的，没有人愿意说这两个字了，多少烈士、多少青年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的结果我看到了，滋味也尝到了。目前，我是兴奋的，坚定的，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一份工作。可是，武汉弃守后，‘抗战’两字似乎也在改变颜色，全国人民的热情似乎渐渐冷却了。原因我找不到，但我相信，一定有别的帝国主义在插手，日本帝国主义一定在诱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来就没有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心目中，假如他再向帝国主义妥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甚至把矛头再指向人民，中国前途将不堪设想。……我想，与其将来懊悔，倒不如现在静观一个时候!”
范长江望着我，良久，讽刺地问我：“老头，你高寿?”我也开起玩笑来：“老夫行年二十有七，业已娶妻生子，勿劳挂念!”他说：“我以为你已七十有二了!——照你这么说，我们便只有等待亡国灭种，或者雇用别人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消灭，由我们来享受和平了?!——不要糊涂，老哥！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几次挫折、几场浩劫，能够使我们的国家民族永远抬不起头来了吗?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中华民族一定会站起来的！有位烈士留下一首诗，说：中国这般大，人才岂不多？涓涓一流水，泛滥成江河!写的好！……向西北角上望，那块地方是神圣的、干净的。也就是说，那儿反帝、反封建的意志是坚定的，做法是彻底的。中国的希望在那儿。……挺起胸膛，老哥！不要被一时的灰尘蒙蔽了视线。与其做“新闻隐者”，等待亡国灭种，不如到战场上去与敌人搏斗。”
“Come on！同意！”我叫起来。
“Best man！”他也举起了双手。
1939年1月，《力报》在邵阳复刊，我做了中国西南旅行记者。到桂林《国际新闻社》，胡愈之先生和范长江给我一些关于广西情况的原始资料，要我冒风险写一篇揭露这个“模范省”黑暗的通讯，我“遵命”写了《春草遥看近却无》。想不到因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白崇禧看了，竟在广西省“扩大行政纪念周”上，指名道姓把我骂了一通。军校武冈分校开学，他路过邵阳，曾两次派人找我“谈话”，我没有去。2月我抵重庆，范长江先我而到，谈及这件事，长江说：“我们不过想试试你的勇气!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假如没有勇气，便也算不了有什么正义感。”
大约是3月初，汪精卫叛国投敌已处于半公开状态，但重庆各报仍不敢披露。范长江找到我，并递给我一份资料，说：“国民党禁锁严密， 《新华日报》为照顾关系，也不好刊登。我们商量，只有找到你，再试试你的勇气，让《力报》首先发表这则震动国际的新闻。天高皇帝远嘛!你有勇气吗?”
我把材料看了，立刻就拍急电回报社，并航寄《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通讯一篇，《力报》第二天一字不漏地在头条位置刊了出来，早中央社和全国各报半个月。薛岳和政工人员胡越跳起来，说：“严怪愚造谣，非抓回来枪毙不可!”
事情实在隐瞒不住了，待《中央社》把消息含糊发表以后，范长江说：“他们在写‘旧闻’了！不过能把‘旧闻’公布，也算是向前跨进了一步。……新闻就是要‘新’嘛。对什么事都躲躲闪闪，胆小怕事，让旧思想、旧意识缠住了脚，能够做新闻记者吗？只有新人才能做‘新事’。而做‘新事’总是要几分胆识，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