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
作者：田子渝
《成立史》基本上没有脱离海外外因决定论的旧窠，认为中共是在各方面接受了国际性的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将书名定为“成立史”而不是“创立史”。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中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成为近代中国发生巨变的里程碑，因此无论从中文的词义，还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来看，“创立”比“成立”更准确地复原了中共历史。
为了使外因决定论成立，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质疑。他指出这个在中国大陆几成定论的说法来自高一涵的回忆。回忆录固然重要，但不能作为写史的主要依据，治史者“需要扎实的资料鉴别能力和严肃的考订工作”，“多发掘、多利用确凿的第一手史料，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据此他提出两点疑问：一是关于中共建党这样重要的大事，仅凭一个人的回忆，而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来证明就作结论是轻率的；二是提出这个说法者并不是事情的亲历者，而且当时他远在日本，因此就令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笔者十分认同石川对口述历史的原则立场，对他的质疑也觉得有可取之处，但对他通过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而来论证外因决定论则不以为然。如前所言，中共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是中国近代救亡运动发展的结果，因此必然有文献资料留下来。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已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一点石川作了大量研究，其本身就说明中共建立的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五四运动前后涌现出中国第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共创立提供了条件。1919年9月5日至7日，已经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容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后，写了一个《附言》，上面鲜明地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一分子，“人家叫我做民党或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李汉俊所说的“民党”、“革命党”，根据他翻译的文章和《附言》的内容来看，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清楚的。这个史料证明，至少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前6个月，就有先进的中国人在考虑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了。
一部权威性的中共创建史，理应在中国大陆产生。20余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了多部中共创建史的专著，它们各有特色，亦各有不足。现在《成立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航标，只要我们进一步开阔视野，广泛吸收海内外最新史料和研究成果，相信这样的扛鼎之作在中国大陆产生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责任编辑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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