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
作者：汪文庆
萧超然：我是前不久才看到这本书的。近七八年来，因为身体不好，我和外界的接触、交流极少，各种学术活动邀请基本上都谢绝了。大概是今年3月初，我突然收到石川祯浩先生寄的这本书。
我粗略读了一遍，初步的意见，觉得作者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对中国早期建党的一些情况作了梳理，对一些问题的考释有突破、有新意，但是这本书的一些倾向以及总体结论，应该说和中共创建史实不完全相符，也与国内中共创建史研究的传统观点是不同的。
你们要我谈对这本书的看法，因为我身体还是不太好，时间又比较仓促，有些资料没有找到，有些资料找到了没有来得及细看，所以我只能从几个大的方面，粗线条地讲讲我的看法。我看到田子渝先生的书评，主要是从正面肯定这本书的，那么，我呢，就谈一点对这本书的不同意见，和田先生的书评相互补充吧！
记者：因为地缘接近，日本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石川祯浩先生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通过他的考证，在《晨报》的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的作者渊泉，实际就是《晨报》记者陈溥贤，从而这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被挖掘了出来。您怎么看石川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
萧超然：我以前作研究的时候，翻看《晨报副刊》，经常看到渊泉的名字，但不知道究竟是谁。石川祯浩先生考证出渊泉就是陈溥贤，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有积极意义。
陈溥贤和《晨报副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应有地位，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能不能把陈溥贤和李大钊、李汉俊、陈独秀、陈望道、杨匏安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呢？甚或因为石川祯浩先生考证出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完全承袭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观点，而使李大钊了解并接受河上肇观点的正是陈溥贤，从而把陈溥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就排在很前，认定陈溥贤在五四时期“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呢？我认为不能这样。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都做过许多工作，陈溥贤也是其中的一员。但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来介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革命本质，是没有真正认识的。因此，他们的传介与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其效果和影响也大不一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李大钊是第一人，这个结论，是早已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
记者：根据石川祯浩先生的研究结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继而借助了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石川祯浩先生没有提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俄国渠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萧超然：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际进程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由于中俄交通隔绝，俄国渠道直接的影响力有限，这是事实。石川祯浩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日本渠道和欧美渠道的研究，有很多新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轻视俄国渠道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十月革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俄，给中国渴望建立新社会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看得见的真实的样本，同时，苏俄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在华的各种特权，影响非常大，一下子赢得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他们都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是不一样，日本当时还侵占着中国山东青岛，西方国家对此默认或支持，而俄国已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管来自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还是来自欧美渠道的布尔什维克文献，随后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解读、消化、接受，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理论支柱，其发展转换机制是俄国十月革命炮声的强劲现实影响，同俄国派特使来中国也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俄国渠道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这就无需多言了。
记者：石川祯浩先生在谈到中共一大时，曾发议论“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一般知识状况，不外乎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概念，即‘教条’”。您怎么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思想理论水平？
萧超然：石川祯浩先生大概是想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曾长期流行的一个观点。有人还由此推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具备应有的理论基础，而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攫取了某些带有功利色彩的观点，如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等，是变形了的马克思主义。
对这个观点怎么看？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是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是客观事实，毋庸讳言。这种理论准备的不足，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非中国共产党之过。当时的中国有着强烈的革命需要，有了苏俄的榜样，就要马上干起来，而不是同欧美国家那样，经过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按照既定的理论和既定的目标来建党，我们不能用欧美国家建党的模式和标准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建立时理论准备的确不足，但这并不等于思想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知之不多、研之不深的，但对于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思想则是十分明确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具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客观环境让中国共产党人失去了从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但却又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择取切合中国时宜与国情的精髓和某些基本原理、观点，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党的建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迅速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战斗精神，这不是急功近利，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变形，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极大地弥补了中共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记者：石川祯浩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复苏并传向中国（天时），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并因为陆地相连而成为可能（地利），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集结（人和）。石川祯浩先生还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国际契机，所以他的书名称“成立史”，而不是“创建史”。您怎么看石川祯浩先生的观点？
萧超然：石川祯浩先生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为此搜集了大量的中、日、俄资料，并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这种具有宏大视野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他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却没有考察他所说的天时、地利同人和相互作用的内在契机，也就是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集结是如何来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中国内部没有这个需要，不管国外思潮传播多么强劲，俄国又怎样积极输出革命，20世纪初都不会有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产生、集结，更谈不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蓬勃发展，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契机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中国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孙中山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有着内在的连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创建史”比“成立史”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石川祯浩先生没有辟出专章谈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的剧烈运动和冲撞，从而没有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内因，我认为是这本书的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