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材料”

作者:郑异凡




  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灰皮书”,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供内部参考使用。对这一工作,毛泽东很重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了免疫力。在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灰皮书”的出版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灰皮书”编辑出版工作是怎样开始的?和中央高层有什么关联?“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灰皮书”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和归宿?60年代初,我刚到中央编译局新成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编译“灰皮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做的一个相关的专题调查,谈谈我所知道的“灰皮书”的来龙去脉。
  
  “灰皮书”的由来
  
  “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
  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重视“反面材料”,包括“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对此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通过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传达给我们,而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布置开展工作。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从那时候起,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就和中央,特别是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卷入到中苏论战当中。王惠德曾一再向我们强调,“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王惠德还专门针对国际室的工作说:我曾问过许立群,编译局国际室要做些什么事。许立群说康生告诉他,过去编译局编过一本《伯恩斯坦考茨基言论选》,毛主席看了,很有兴趣。但康生说这个本子太简单,他那里还有些德文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书,要许立群拿给编译局,重新编一本详细一点的言论选。
  我们编译“灰皮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开始我们编出“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主要著作目录”,包括考茨基、伯恩斯坦、拉萨尔、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连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算在内。后来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编成《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
  根据我们的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苏联的发展问题》等。这些书有的是由我们翻译的,有的是由人民出版社找人翻译的。
  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据说其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来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我们国际室的主要工作是编选“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这是“灰皮书”中的重头项目,也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因为它需要运用不同的语言挑选每个人有代表性的著作,然后翻译加工。由于材料缺乏,有时得从几十年前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去找。例如我们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就一页一页地查看了几十年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
  1962年秋冬,中宣部曾给毛泽东打报告,汇报解放前和解放后“老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著作出版情况(这是我们国际室编写的),同时附上《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出版)两本。同年底,许立群又在编译局主持写了一个《关于一年来(1962年)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请示报告》,提出把14个“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编成一部50万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发展史料选编》。康生看了这个报告后指示,就照这个报告做。
  当时编译局工作人手不够,需要其他单位给予支持。1962年11月8日,康生根据许立群的要求,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呼吁:“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正在做,有一个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请外省同志帮忙,支援德文、英文人才。”
  1962年秋冬之际,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对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子静说,主席的意见要出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的书。周扬本人主张,不仅要研究修正主义,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没过几天,周扬又要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溱来抓这项工作。
  这年底,康生问包子静,“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书出了没有。包子静说,出了几本。康生说,怎么不报一报,是主席要的,让包子静出简报。
  1963年12月2日,包子静写了一个报告,即《关于外国政治学术书籍出版的情况和请示》,其中提到1963年已经出版的有“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老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10种”,在1964年准备出版的选目中列入托洛茨基著作,有关托派第四国际的也拟选译出版若干种。在附录《修正主义书籍翻译出版情况和明年的初步设想》中详细开列了已出版、即将出版和计划出版的著作的情况和明年出书计划的报告。康生批示:“同意,送主席、常委和书记处同志。”
  1963年底,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批灰皮书。康生对姚溱和包子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灰皮书”的出版确实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曾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给江青;以后还通知说,“灰皮书”每次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由于《真理报》在“灰皮书”编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引起中央重视,决定影印复制编译局收藏的全套《真理报》。《真理报》的影印使我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关拥有了一份极为重要的资料。
  
  “灰皮书”中的重头戏
  
  在“灰皮书”中,托洛茨基的著作是“重头戏”。那时苏联报刊影射我党搞托洛茨基主义,中央认为需要予以反击。1963年七八月间,中宣部姚溱向王惠德传达:邓小平同志认为,赫鲁晓夫诬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答复不可,作为十评中的一评。现在要为写这篇文章准备材料,中联部供给现代托派的资料,编译局可以编一本《托洛茨基言论选编》,尽可能快一点搞出来,供给钓鱼台写文章的人(即写“九评”的班子)参考。
  王惠德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国际室,主要由林基洲和我两个人干。我们的主要工作,一是推荐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