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一篇未曾发表的爱新觉罗·溥仪访问记
作者：张颂甲
下’、‘恢复祖业’的迷梦。可是，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我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到1924年，冯玉祥把我赶出了皇宫，我并不甘心下台，为了‘东山再起’，我丧心病狂地倒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想靠帝国主义的力量继续统治中国人民。”
在日寇的策划下，他果然从北京逃到天津，过了七年醉生梦死的“寓公”生活，终于在1932年偷偷由上海潜到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1934年，又当上了卖国求荣的“皇帝”。溥仪说：“在伪满统治东北人民的十四年中，我丧失人性，认贼作父，替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各种侵略政策。我签署过亡国灭种的买卖鸦片的法令；帮助过日寇向东北大批移民；把日本‘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奉为‘建国元神’，来麻痹人心；还极力推行‘粮谷出荷’，强迫农民交献粮食，榨取人民的血汗。此外，由我签署、发布了‘国兵法’，给敌人搜罗炮灰，打中国人；又以日本语作为‘国语’，实行奴化教育……我的罪恶太大了。我是罪在不赦的。”
他接着说：“谈起改造，几天几夜也是谈不完的。我能有今天，就活生生地说明党的政策真是太伟大啦!且不用说我的顽固思想起了变化，就是我这糟踏坏了的多灾多病的身体，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来救我，怕早已作了九泉之鬼了。旧社会，监狱把好人变成鬼；新中国，监狱把我这块坏透了顽石改造成新人。我的生命和灵魂都是党给的，共产党就是我的重生父母!”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又哽咽了。
我们问他：“你的这些认识是什么时候才有的?是不是解放初期就有了呢?”
他摇摇头说：“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才真正低头认罪的，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后，我的罪恶生活结束了，但是我的反动思想没有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毫无认识。1950年，当苏联政府要把伪满战犯交给中国时，像是一声晴天霹雳，我吓得浑身发抖，心想，完了!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高官显宦都难免一死，何况我是个‘皇帝’。我曾经梦想找个机会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过寄生的生活，可见我的反动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后来，经过党的长期的耐心的教育、改造，我才慢慢地懂得了一些真理，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我从苏联回到东北，政府不但不杀我，还循循善诱地让我改造，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纳闷：为什么还让我这个该死的战犯‘改造’呢?我觉得，虽然党和政府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可是宽大怎么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改造不改造都是一死。那时，我对于改造是心怀抵触的。后来，在党的耐心教育下，我半信半疑地参加了学习，逐步学习了《中国近百年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等，书上那些至理明言给我开了窍，使我认识到‘皇帝’并不是什么‘奉天承运’的‘神人’，而是罪大恶极的地主大头子；也使我认识到中国过去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因。更主要的，我开始懂得了共产党能够改造世界、改造全人类的真理，我这才开始了真正人生的一课。”
溥仪说：“要说我的改造是一帆风顺的，那是骗人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的心里又敲起了小鼓。我寻思，世界不过是几个列强的世界，德、意、日被打败了，美国成了第一号强国。中国共产党虽然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可是美国究竟不是蒋介石所能比的。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美国较量，是‘烧香引鬼’，‘自不量力’。抗美援朝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消息，刚开始，我还是不大相信；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硬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还有什么话说?真叫人五体投地。从此，自己才知道战争原来还有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最使我感动的是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烈士的壮烈事迹。他们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朝鲜的父老兄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自己，勾结日寇，背叛祖国，多么自私，多么无耻!有一次，战犯管理所请志愿军代表来给我们作报告。最可爱的人和我这个最可恨的人见面了，我真没脸见人啊!”
他说，还有一些事情使他最受感动。1957年末，他的七叔载涛带着他的两个妹妹来到战犯管理所看他。“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呀!像我这样的大战犯，不杀已经是够宽大的了，还允许亲属来看望，这不是说明党和政府决心要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吗?”那一次见面，他知道所有的亲人都很好，都已有了自己的工作；载涛还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年已七旬，精神却越来越年轻了。这些使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还有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党和政府为了帮助我们改造，还组织我们到外面参观。您们想想，让罪犯外出参观，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以外，世界上还能有这样的事情么?我们参观了东北的工厂、矿山和农村，亲眼看到了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变化真是太大了!以前，我总以为东北的工业大概还是用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旧机器，参观时发现我们早把日本人的那些破烂丢在一边了。现在用的都是苏联制造和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现代化自动化的新式机器。伪满时，我到过抚顺龙凤煤矿，那时的井下是人间地狱。坑道低矮，煤气熏人，瓦斯爆炸、冒顶、火灾、水害不断发生，一出事故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白白丧命。我那时只想着巴结日寇，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哪里还管工人的死活?现在的井下，简直是地下街道，直溜平整，空气新鲜，事故绝迹。井下还有服务部，水果、糖果、点心都有。现在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而过去，工人老了只能等死，有病也得干活，日本人常说：‘脑袋瓜子硬不硬?硬的就得干活!’看看今天，想想以前，不能不切齿痛恨自己的过去!”
我们又问他在监狱中参加劳动的情形。他刚刚到管理所时是不愿意劳动也不会劳动的。几十年来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没有任何技能的人，甚至连手帕也不会洗。他说：“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和灵魂，也给了我一双有用的劳动的手。”十年来，他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养过猪，种过菜，也在战犯管理所的机械厂里干过活。后来，又把他编到中医学习组。他先后学了《内经知要》、《中医学概论》、《中药理与应用》等书，能够帮助医生做一般的护理工作。
12月4日，他被特赦释放了，刚刚听到所长说这句话时，他连连摇头说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这是作梦。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又感激，又惭愧，又忏悔，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在他们离开战犯管理所时，全体犯人举行了欢送大会，为他们演出了节目。被释放的战犯也集体唱了两支歌：《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最后，全场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时，每一个战犯都更加看清楚了：只要改恶从善，就有光明前途。
四天以后，溥仪坐上了来北京的快车。火车上的所见所闻，使他恍如隔世。他第一次坐在新中国的人民群众中间，亲眼看到车上服务员给乘客斟茶送水，亲切照顾，旅客之间素不相识，也互相关怀。在火车上那一夜，他怎么也合不上眼，他说那时的心情是：负罪的人回到了人民的队伍，满心高兴，可是想起过去的作威作福，残害和奴役人民的罪过，又悔恨难当；列车飞快地奔驰，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他十分兴奋，然而想起从前宫廷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又无地自容；想到很快就要和家族团聚，真是万分畅快，转念多少家庭被他害得骨肉分离，不能团圆，心里又像压了铅块般地沉重起来。这一切，就好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交织在一起。
“北京的十年，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新道路网、新建筑群、新的人民、新的风气、新的生活，看也看不过来。只恨少生了几只眼睛。来到北京三天，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下来。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啊!”他兴奋地说。
我们最后问他今后有些什么打算。他说：“我是个有罪的人，党和人民宽恕了我，我应当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全国人民!今后一定要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在工作和劳动中，用我新生的后半世，为我的已经死去的前半生赎罪!”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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