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美国的苏联学与苏联解体
作者：许 华
利用群众集会和游行或者更激进的手段来推翻现政权。
这些建议显然对美国的情报机构很有帮助。无论苏联解体前还是解体之后，美国的苏联学研究都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利益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它的实用政治功能。正如《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提到的：只有强有力的情报活动才能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受威胁并扩大我们的利益……情报机构应该释放那些严重触及美国利益的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
2001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麦克拉弗林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说以前强盛的苏联是我们的威胁，那么现在的威胁则来自俄罗斯的软弱及其在过渡阶段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卸去了极权主义遮盖的俄罗斯。我认为这将是更加困难的事情。”麦克拉弗林代表了美国政界的意见。2001年，美国成立国土安全局，用于对俄罗斯研究的科研经费随之激增。
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情报是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重要先决条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积极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认真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寻找苏联的消极现象和发展趋势，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向有关部门提供信息情报服务，协助制订行动方案，以对苏联领导人和民众施加对美国有利的影响，进行政治干涉和道德心理渗透。
为了配合美苏思想战，苏联问题专家们利用各种渠道，配合或直接参与搜集情报工作。苏联问题专家的政治情报任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帮助美国特种机构筛选出有利用价值的特定人群；对吸收上述人群参与反对政权机构行动的可能性进行评价；提供搜集情报的方式和途径，帮助采取具体行动以削弱现政权。
20世纪70年代，美国校际财团在密歇根大学成立了一个教研室，该教研室的任务是调查美国到底在多大程度影响了苏联的社会生活，目的在于发掘更有效的社会心理影响手段，使苏联人承认美国的优越性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挑起苏联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搜集资料不仅通过公开的来源，还进行秘密的调研。例如，1983年，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制订了专门研究苏联政权机构活动情况的研究计划，该计划得到750万美元资助。计划的核心部分就是秘密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从苏联迁居到美国的犹太侨民中进行民意调查。正是在苏联犹太侨民的帮助下，苏联问题专家更充分地掌握了苏联政权的种种可乘之机。
1984年，在特拉维夫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成立了专门为西方特种部门提供情报的研究中心。该中心搜集情报的途径就是通过耶路撒冷的苏联侨民。在这次会议上还制作出了针对苏联侨民的专用表格，这对发现苏联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并进行有效的渗透非常有帮助，例如，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对侨民的民意调查表中所列内容就包括调查苏联听众最喜爱的西方“声音”的题目和节目以及他们如何评价广播节目，受众面是否宽广等。
美国的苏联学的现状
20世纪后半期，在美苏矛盾对抗的环境下，基于两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美国的苏联学的研究目的是破坏苏联的政治制度。在苏联学者眼中，美国的苏联学是“一种伪科学，是研究和歪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具体环节，为帝国主义在两种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中的战略和战术方针提供思想理论基础”。苏联解体以后，美俄之间一度出现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许多美国学者，包括美国政府一些部门也认为，对苏联学这门学科而言，共产主义苏联的消亡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消失，这门学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此，美国政府削减了对苏联学研究机构的资助。然而时间不长，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冲突很快就显现出来，俄罗斯在一些国际敏感问题，如巴尔干冲突、北约东扩、武器出口、核扩散等问题上并没有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进行合作。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苏联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苏联学研究的功能和对象是否具有延续性等问题的争论重新开始。
由于对苏联解体的后果和俄罗斯的“革命”未来的看法存在着严重分歧，在对待当今俄罗斯的关系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判断，在美国苏联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过渡学派”、“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等流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苏联学之后》(1993年)、《苏联研究之后》(1995年)、《民主能否在俄罗斯嫁接成功?》(1998年)和《有关苏联解体的思考(苏联学，共产主义的灭亡和新俄罗斯)》(1998年)等文集，反映出了各研究流派关于苏联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争论。
“过渡学派”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与俄罗斯对抗，而是帮助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体系，加快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过渡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进程。
“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认为，后共产主义俄罗斯作为曾经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的苏联的继承者，将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与美国的对抗将持续下去。
“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实用主义”代表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认为美国与俄罗斯的对抗将持续下去，冷战还有复活的可能；而“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比较温和，在承认美俄之间存在竞争的同时，强调这是与双边合作相辅相成的一种竞争。
近年来，“新现实主义”逐渐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其代表人物为斯蒂芬·科恩、托马斯·雷明顿、罗伯特·达尼爱尔等。2000年，科恩的《十字军远征的失败——美国与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悲剧》一书出版。科恩认为，美国试图让俄罗斯转变为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努力是失败的，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政策应该重新确立一些优先发展方向。科恩建议，美国政府对俄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维持俄罗斯的稳定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稳定。为了让这种稳定持续下去，美国必须协助俄罗斯复兴。这种协助不是单纯地通过“监管”的方式，以金融支持为交易来操纵俄罗斯的经济政策，而是一种全面的协助，美国必须帮助俄罗斯制订全面复兴的战略。这样的对俄政策才是建立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上，才能有利于美俄之间现实的合作。科恩的这部书在美国的苏联学界和俄罗斯社会影响很大。美国学术界对于俄罗斯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
“现阶段的美国苏联学研究具有的不是意识形态性质，而是地域政治特征。”这个观点一度成为美国和俄罗斯学者的口头禅。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在外交、经济和内政问题上暴露出的问题增多，美媒体出现了一股“妖魔化俄罗斯”的潮流，普京上台后，美国社会对俄罗斯的猜疑和不信任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加。于是，美国学术界一些人号召要继续整合研究资源，重新扛起“苏联学”的大旗。美国需要的不仅是解决与潜在对手俄罗斯的竞争问题，还需要与其进行合作以消除威胁，所以美必须继续对俄罗斯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解读两国的战略和战术意图以及相互对此的反应。这也正是苏联学研究的新课题。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竞争的实际存在，使美国的苏联学研究继续保持了作为斗争工具的基本功能。
(本文摘自李慎明主编：《2005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