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大起大落：《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之后
作者：王 蒙
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在白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北京日报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我的回答刊登于报纸后由新华社发了通稿，我是说各种对小说的议论批评对于我还是有帮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评，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当然，把小说看成政治上的异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赞成对于作品进行两点论的分析，我还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写作质量，大意如此。于是各方赞扬王某的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吴小武对我说，你说棍子也有好处，这是不对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欢迎。
1957年1月28日，我与瑞芳在京结婚。她还有半年的大学没有上完。《组》的所得已够我们购置了当时条件允许的一些装备，包括玻璃书柜、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只想着天天与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约见我，说是要就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同样感到了邵对于我的呵护有加。他说话中提到秦兆阳同志为人有些骄傲，看来作协领导有意对秦有所批评。秦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时代变了，但现实主义的精神不变……而引起了主流理论家的头疼，张光年同志发表专文批评了此文。
谈完话邵荃麟派他的专车送我回家，我感到荣幸。那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小院。
在此座谈会上，我对编辑部的修改抱一分为二的态度，我完全无意抱怨编辑部，更无推托“责任”之意。我比较不赞成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是写到林震怎么样注意到赵慧文的白白的手儿，这是我那时写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写法。一个是结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同志的办公室的门，被删掉了，多少影响了小说的调子。对此，我并未在会议上挑明。此外，我认为他们修改的问题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说什么刘世吾的“鹰一样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谈会上茅盾发言时就提到了这个例子。我觉得茅盾的发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给我一种零度倾向的感觉。
有关发言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作家写来的，我记得她的笔名是“布文”，但此后怎样找也是查无此人。她在信里说，本应以此为契机把编辑们的问题好好说一说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给他们留了情。我按照她说的号码给她回了电话，她笑着说“算了算了，现在也没有像我这样多事的啦……”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是：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其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全国团代会上，团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后未成——估计是由于基层对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应付过了《组》带来的危机，我的应对还算老练得体，我希望我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新起来谈何容易?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60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1957年11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张进霖同志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诚然，党太英明了，我就是有“思想问题”。否则，一向指向哪里打向哪里，积极带头的我，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觉得那样勉强?甚至有点格格不入?我多么愿意清除掉所有的格格不入和勉强为难啊。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我的感觉是目不暇给，日新月异，眼花缭乱，而运动也有点横冲直撞，莫知就里。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D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丛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作家老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作者、诗人C作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D业经所属单位研究定性，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D登时怔在了那里。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C老师G领导也划成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