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听罗章龙谈党史
作者：于吉楠
缘起
1978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一天，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张俊打来电话，要我去一下，有事商量。张俊原在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工作，我原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调来武汉，见面时谈起往事，很快就熟悉了。我去省委宣传部见到张俊，他告诉我：不久前，湖北大学教授罗章龙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愿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的党史情况回忆写出来，留给后人参考，希望能在工作上给他一些帮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批示同意，交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处理。胡耀邦转请湖北省委具体帮助解决。省委宣传部准备从各有关单位抽调几个人，成立一个小组，进行这项工作。张俊说：你是搞党史的，最好能参加，省委宣传部给武汉大学领导打个招呼，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过了几天，我接到通知，又去湖北省委宣传部开会。到会的还有湖北省委党校朱玉莲、湖北大学廖鑫初、湖北省革命博物馆甘俊、武昌农讲所纪念馆张英宣等人。会上，张俊宣布省委宣传部决定由我们5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由朱玉莲负责。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帮助罗章龙回忆党史，讲什么、怎么讲，都由他自己决定。如果发生不同意见，不要进行争论，可提供一些有关材料，供他回忆参考。你们边听边记录，记录整理好经过他本人审定后打印。打印工作请湖北大学帮忙，由廖鑫初负责。会后，张俊同我们一起到湖北大学同罗章龙见面。
罗章龙家在湖北大学家属区一排平房的西端。罗章龙听说我们来了，迎到家门外同我们一一握手。他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和湖北省委对他回忆党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5月26日，工作开始了。因为罗章龙的住房狭小，天气闷热，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工作不方便，我们便把桌椅搬到室外走廊下，于每天上午进行。罗章龙身体比较健康，行动自如，头脑清晰，嗓音洪亮，谈起往事，如数家珍，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一点不像82岁老人的样子。后来，天气越来越热，经省委宣传部同意，罗章龙由亲属陪同和我们一起住进了武昌东湖翠柳宾馆。这里食宿方便，还有空调，上午下午都可以谈，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到8月4日告一段落。
罗章龙回忆党史这不是第一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执教西北联合大学时，就在课余，忆录史实，初步整理成30万字的文稿。1947年他回长沙湖南大学任教，重访秋收起义遗址，进行考察，又写了一些资料。1953年，他调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后扩充为湖北大学）任教后，对大革命时期武汉政府、中共湖北省委和汉口市委有关的许多旧址，进行访问，探查史迹，收集史料。至20世纪60年代初，积稿略具规模，他乃将全稿分订成十几册。因当时不能出版，稿件一直保存在家里。不料，“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文稿连同一些党史照片和文物都被抄走，多年辛劳毁于一旦。谈到这里，罗章龙“良堪惋惜”。他说，这次回忆党史，又要从头开始了。
罗章龙是湖南浏阳人，1912年入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习。1915年5月，他在司马里第一中学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一则，立即写信约会，结识了毛泽东。他们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于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罗章龙回忆党史就从这里谈起。
1978年6月1日，罗章龙写了一份回忆党史情况的提纲，主要内容有：（1）新民学会；（2）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3）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4）远东民族大会；（5）二七大罢工；（6）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三大中央；（7）宣传；（8）教育；（9）欧洲行——国际工会运动；（10）中共南北建党；（11）武汉政府；（12）秋收起义。在谈了这些问题之后，他又补充谈了四个问题：（1）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2）党的六大；（3）立三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4）六届四中全会。
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罗章龙回忆党史，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当时，我听后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一些问题：
新民学会是何时成立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称：“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学会成立”，而罗章龙回忆是1918年4月14日。他说：那是一个星期日，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会。到会的有13人，多数是学生，也有教员，平时是很难集合到一起开会的。
五四运动有没有组织领导？过去没有明确的说法，罗章龙回忆五四运动时在学生中有一个政治核心组织。他说：这个小组以北大为中心，包括北京国立八校学生的先进分子，约二三十人。这个小组没有正式的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平时分散到各校学生团体去活动，有事就集中讨论，研究行动方略，推定临时负责人。五四运动前夕，小组讨论认为静等政府制裁卖国贼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取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并成立秘密行动小组，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五四当天，小组成员控制了大会主席台，指挥几个大学带队掌旗的，引导游行队伍去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何时成立的？党史书上都说是1920年10月，罗章龙回忆是1920年5月。他说：1920年5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会见李大钊。李大钊把北大学生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人，邀到北大图书馆办公室同维经斯基开了几次座谈会。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维经斯基讲话认为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正式成立大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当时没有用过这个名称。
二七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历来说法不一，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他说：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主要有罗章龙（党团书记）、王仲一、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振瀛、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人。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组成领导小组。当时，为了迷惑敌人，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则移至北京，通过全路电讯系统，指挥全路统一行动。但敌人还是先从北段长辛店下手。2月7日凌晨，直系军阀突然发难，在长辛店把史文彬等主要罢工领导人抓走，并开枪镇压造成流血惨案；然后向南扫荡，郑州、信阳、江岸等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罢工遭直系军阀血腥镇压后，经中共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忍痛复工。
三大后，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址在什么地方？因为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一直没有搞清楚，罗章龙回忆是在上海三曾里三户楼。他说：三大决定中央局设在上海，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罗章龙一户，对外就说是一家，向警予是户主。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恽代英是共青团书记，常来列席中央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中央局会议就在楼上的客厅举行。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做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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