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毛泽东是如何发现人民公社问题的
作者：罗平汉
刘子厚等人还谈到，徐水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粗暴，打人、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有捆人、打人现象就是还有封建残余嘛，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通过这次河北省委对徐水情况调查的汇报，毛泽东感到，对于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10月23日，他再次致信陈伯达，要调查组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调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及所属的大队和生产队的各项问题，然后找遂平县委的领导座谈，研究全县的各项问题。
10月26日，他又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谈话，要他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去河南的修武县和新乡县七里营，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了解人民公社化后的情况。
在同吴冷西和田家英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人民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人民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
毛泽东又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人民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下去调查时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本书看一遍，并要他们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还特地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毛泽东还吩咐他们下去不要张扬，建议吴冷西带的调查组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带的调查组以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这次谈话后，吴冷西和田家英即各率领一个调查组，前往河南修武县和新乡县进行调查。
“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的石家庄地区、邯郸地区和河南的新乡地区视察。沿途他不断找人谈话，除了询问生产情况，还特别关心社员的生活问题。
10月31日，毛泽东找石家庄市委负责人谈话。一开始，他就了解农业生产的情况，询问今年的麦子种得怎样，每亩下了多少种，土地深耕了多少，是否具备搞大面积丰产田的条件？他又问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食堂办起来了没有，群众是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是否欢迎吃大锅饭？他边问边说，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这两件事要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影响后一代。又说，每个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好，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拿到外面去交换。在谈到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说，家庭劳动力多人口少的社员不赞成，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可多发一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人只有一个劳力，这两家就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动力多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来到邯郸，并同邯郸地委的领导谈话。毛泽东一开头就问当地干部，群众对“大跃进”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地委负责人说，群众反映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对此有些意见。毛泽东建议给社员一个月放两天的假，使他们能好好休息一下。毛泽东又询问今年的粮食产量是多少，明年计划生产多少，当地干部告诉他，今年亩产202斤，明年计划亩产千斤。毛泽东说，亩产800斤也就好了。
毛泽东还着重谈了带小孩、吃饭和休息的问题，要求把这几件事办好。他说：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就显示不出优越性。这是一件大事，每个省、专区、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对于社员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同样很关心，指示说：一是吃饱，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菜里有油有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大锅饭。要把这个当成大事，吃饭就是劳动力。毛泽东还说，要下个睡觉的命令，至少每天要睡6个小时。休息好了，劳动力增加了，干活效率会提高。针对一些地方发生了强迫命令，甚至干部打人、骂人、捆人，并将辩论作为对社员的一种处罚的现象，毛泽东在谈话中认为，这是没有把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搞清楚。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压服，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强迫命令是干不下去的，因为这样群众会不服。
当天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新乡，他又将新乡地委及所属部分县委的负责人找来谈话。毛泽东首先询问了新乡钢铁生产的情况。接着又问种了多少亩麦子，一亩下了多少种，是去年下得多还是今年下得多。当地的干部回答说，去年每亩下种10斤左右，今年都在30斤左右，还有下了几百斤、上千斤的。毛泽东表示，下得太多了，麦苗会挤不出来。有人回答说，是分层种的，像楼梯一样，麦子在楼梯上站着。听到这里，毛泽东忍不住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问：食堂办得怎么样？社员能不能吃上热饭，有没有菜，有没有油，有没有肉吃？新乡地委负责人都一一作了回答。当问到有没有人民公社发不出工资时，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回答说都能发，毛泽东表示不相信，认为靠不住，并且说，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只产一点粮食，哪里有钱发工资？！毛泽东又问有没有信心办好公共食堂，食堂有没有垮台的？耿起昌回答说，没有垮台的，许多妇女办食堂决心很大，把小锅砸了。毛泽东说：这个革命可革得厉害。
最后，毛泽东又问：“你们的幸福院究竟幸福不幸福？有没有不愿意去的？老人在幸福院做活不做活？”参加座谈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回答说：“有人照顾的不去幸福院，没人照顾的才去幸福院，有的老人闲不住，自动地做点轻活。”毛泽东还询问了社员睡觉的情况，再次表示一定要让社员每天睡够6小时，这个问题可以搞点强迫命令，这样的强迫命令老百姓会欢迎。
“要禁止拆散家庭”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11月6日，前往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田家英等人向他汇报了所了解到的情况。在汇报中，吴冷西谈道：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这位县委书记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以及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即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发、洗澡、缝纫、电费全由公社包下来）的具体内容。吴冷西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田家英则认为，七里营的十六“包”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在取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在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毛泽东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在谈到修武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得知有些公社将男女老幼分开，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明确表示：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通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大量问题，必须使全党对此高度重视，并对那些过左的做法加以纠正。只有这样，“大跃进”运动才能健康发展，人民公社才能巩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8年11月和12月，中共中央相继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分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并决定开展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从此全国各地开始了半年多时间的局部纠“左”。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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